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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由中国房地产报、中国城市与区域治理研究院主办的“2023中国房地产年度趋势论坛暨CIHAF第二十三届中国住交会”在北京举行。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在发表《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的四个关键点》主题演讲时表示，2022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23年的经济工作做出了总体部署，会议提出了经济运行整体好转这样的总体要求，这是比实现经济增长目标更高的要求。

　　“居民消费、房地产、平台经济、民营经济，这四个问题是今年经济能否重回合理区间的关键点，也是未来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增长的关键。”杨伟民说，党的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做好上述四个方面工作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和政策动力，下一步要在这些关键点上加大政策力度，特别是加大改革的力度。

　　杨伟民表示，2001～2020年这20年当中，政府消费比重提高了4.5个百分点，居民消费比重降低了4.5个百分点，多年来扩大内需的结果是扩大了政府消费的比重。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在城镇居民消费率方面，9年下降了10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的下降趋势和经济增长下滑的趋势密切相关。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2021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逐月下滑，到2022年4月跌至谷底，为负的11.1%，恢复至8月的5.4%后，再呈下降趋势，11月降至负的5.9%。2022年前三季度，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17878元，同比增长1.5%。因为同期的居民居住房消费大幅减少，居民总消费出现萎缩。

　　杨伟民说，中央多次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是发展目的，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最终实际上要看居民消费到底是不是增长了。分配、就业、教育、社保、医疗等等，改善这些公共服务十分重要，但不是民生的全部，改善民生的实现标准最主要的是居民消费。

　　“我们不能笼统地讲最终消费增加了多少，因为我们要区分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有的时候可能政府消费增加了，带动了整个最终消费增长，但可能居民消费增加的是有限的，比如说2020年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杨伟民说，居民消费无论是长期、短期都是需求端影响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当前的需求收缩主要是居民消费收缩，内需不足，主要是居民消费不足。“居民消费是经济增长重回合理区间的关键点，这既是今年的关键，也是未来的关键。要在思想上、政策上、工作上，切实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摆在投资和政府消费之前。”

　　杨伟民指出，一直以来我们实行的以扩大投资为主的扩大内需政策，主要内容实际上是在扩大投资，而并不是以扩大居民消费为主，下一步应该逐步转变到以扩大居民消费为主的扩大内需政策。

　　杨伟民进一步表示，消费的背后是分配，我们需要开始推动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实行给居民减轻信贷负担的货币金融政策。比如，可以降低个人的信贷成本，降低居民新购住宅的融资成本，也就是降低房贷的利率。在疫情期间，对疫情受困群体可以延长房贷的还款期，因为受疫情影响，很多购房者收入减少。还要实行给居民减税降费的财税政策，对受到疫情影响受困的群体，可以进行一定的转移支付。同时要改革对某些商品消费的限购政策，让市场来决定消费什么、消费多少，让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要减少限购产品的数量。

　　此外，二十大提出，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这是非常重要的，但进展并不是特别理想。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可以提高全社会总的劳动量，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增加生产要素的供给。增加了供应量关键的问题是可以提高3亿人口一生总收入，3亿人口一生总收入提高了，肯定就会扩大一生总消费。这是扩大居民消费的长远的重大的战略性举措，应该加快推进。如果没有市民化，可能在城市干二十年就回到农村了，回到农村以后收入就会大幅度减少。

　　杨伟民说，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目前主要受到两个制度方面的制约，一是身份证制度，二是住房。“改革户籍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恐怕没有多少出路，我建议按常住地地址等级，不再按户口所在地等级，以城市住宅登记身份证的人口即为城市人口。”

　　杨伟民说，2021年以来，从供给端看，房地产的开发投资是逐月下滑的，而在消费端，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金额也是逐月下滑的，且幅度更大。目前采取了主要针对改善供给端的金融政策16条，但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促进房地产需求恢复的功效。随着房地产投资和销售极大的下滑，房地产增加值连续5个季度负增长，出现了行业性的衰退。房地产占GDP的6.8%，其关联性是最多的，占比也非常大，所以房地产业也是今年经济增长合理区间的关键点。

　　杨伟民指出，之所以房地产出现这种情况有其长期以来形成的原因。最近10多年来，我们形成了房地产企业、金融机构、地方政府三者相互支撑，以三角循环的方式来拉动经济增长。但是随着近年来人口总量增长放缓，特别是城乡和区域分布的大变化，加上随着房地产企业、金融机构、地方政府这些年的增长格局所伴随的风险敞口增多，所以过去增长的格局和发展模式需要变革，需要重塑房地产业的发展模式。

　　另外，还存在住房制度问题。住房制度总体是从1998年之后建立和完善起来的，住房制度决定了发展的模式，各行业都是如此，有什么样的制度就会带来什么样的模式，我们的住房制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房地产的发展模式。比如，只面向本市户籍人口购房的制度性安排，我们现在购房首先看是不是有本地户口，这种制度安排不适应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大趋势。

　　为此，我们要重建住房制度和重塑房地产发展模式，需要分析房地产的发展趋势，比如居民住宅是不是达到了峰值，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杨伟民认为，人口的流动性与住宅的不可移动性决定着居民住宅的供需，决定着居民住宅的供需总量。现在的情况是农村过剩，城市不足；中小城市过剩，特大城市不足；中西部和北方某些区域过剩，东部和南部某些区域不足。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城市之间是不平衡的。中国目前有3亿左右流动人口，住宅的供需峰值还没有到来。3亿多人口究竟有多少是在户籍地，有多少在新的就业地没有房子，这里面并非所有权的问题。就居民住宅而言，不会像过去那样高速的增长，但是也不会不增长，所以我们现在还不能把房地产当中的住宅产业按照达到峰值产业来进行规划，每个产业不同发展的生命周期当中进行调控的方针和政策是不一样的。

　　党的十九大以来至二十大，中央连续四次提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这说明房地产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短期调控和风险管控的问题，而是要求从长远来考虑，加快建立一种多主体供给、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也就是制度性的建设问题。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更好统筹当前和长远的要求，统筹好房地产业的短期目标和长期任务。就短期而言，是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等，但短期的目标也要服从长远的发展方向和改革的方向。就长期而言，则是重建新的住房制度，在此基础上重建房地产业的新发展模式，需要多部门协同，制定包括居住用地、税收、金融、公积金、预售、租赁市场、租售同权等相关协调的住房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包括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

　　“新的住房制度必须是面向所有租房和购房人口，比如说既要面向现有城镇的户籍人口，也要面向3亿左右的流动人口，解决这些人口的住有所居问题，至少让他们看到方向。”杨伟民说。

　　过去10年，包括平台经济在内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年均名义增长17.57%，位居42个大行业第二位，有力带动了过去10年的经济增长，并带动了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

　　但从2021年一季度之后，信息服务业开始减速，从2021年高点的21%降到2022年三季度的7.9%，这种减速，不全是疫情影响。因为在2020年第一季度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武汉疫情期间，全国的增长速度在15%左右。所以这个行业是未来非常有前途的行业，信息服务业也是经济增长重回合理区间的关键。

　　杨伟民指出，去年第一、二季度，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明确要求，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实施常态化监管，出台支持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集中推出一批“绿灯”投资案例。

　　202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平台经济也是高度关注，而且赋予了新功能。会议不仅提出支持平台企业发挥引领发展的作用，还要求平台企业在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这是非常高的定位。从数据上来看，平台经济、数字经济确实引领了我们的发展，如果这个行业的预期不好，将非常影响青年人的就业。

　　在以往，我们国际竞争是传统产业，最开始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现在是资本密集和能源密集行业，未来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平台经济，或者说平台经济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下一步,需要加快完成平台经济的专项整改，逐步实施常态化的监管。另外，按照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要求，出台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让大家看到未来国家对这个行业到底是什么样的期望，从而促进平台经济长期的发展，这是我们重回合理区间的关键。

　　杨伟民指出，202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经济发展面临“三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其中预期转弱主要是针对民营经济提出来的。

　　2021年时，外资企业没有太多的预期转弱的问题，但2022年则不同，外资企业的预期也在转弱。2022年以来，民营经济的预期则进一步转弱，特别是2022年4月之后，民营经济的投资开始下滑，而且和总投资的差距在拉大，这说明现在的投资之所以能够保持这样的速度，很大程度上是靠民间投资之外的政府投资所支撑的。如果民间投资上不去，肯定会拖累总投资的增长。民营经济预期转弱，还表现在私营企业的工业增长放缓，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增长格局发生逆转。民营经济也是经济增长重回合理区间的关键点。

　　杨伟民指出，二十大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方向就是促进民营经济壮大，而过去一般只是说民营经济发展，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从4个方面对民营经济预期好转提出了重大的政策措施。

　　一是对一些不正确的议论要亮明态度，毫不含糊。比如，是不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是不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表明了中央鲜明的立场和敢于斗争的决心，有关方面应该及时地敢于亮剑，不要让不正确的议论变成舆论，发挥作用。

　　二是提出要从制度和法律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实下去。过去一直说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但这些要求还是停留在口头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在政策上、舆论上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提出各级领导干部为民营企业解难题，办实事，如果各级领导干部都远离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脱钩，想办事连人都见不到，民营企业的发展会受损。

　　三是需要深入研究为什么我们国家出现不正确的议论，思想根源在哪里？要深入研究民营经济受到了噪音和杂音干扰之后，为什么预期容易转弱，它的理论根源是什么？所以我们需要在思想上、在理论上进一步明确民营经济在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当中的地位和作用。要按照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以及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同样接受监管这样的原则。

　　而在这些方面，国企和民企还是不一样，同样一个问题对民企监管严一些，对国企监管松一些。要根据这些原则，完善我们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其相应条款，实际上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文件都应该进行清理。现在民营企业预期转弱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国家明确红绿灯政策内涵，明确民间投资的负面清单，清清楚楚告诉哪些是不能投的，以此对民间投资的准入监管。

　　另外，今后在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的时候应依据营商环境条例，一视同仁地充分听取各类企业的意见，包括民营企业的意见，国有企业反映的意见和民营企业反映的意见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