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能当一省安徽江苏两省能分六省？

　　历史上的安徽，江苏，上海原属江南省，明朝是为南直隶，清顺治二年（1645年）沿明制设江南承宣布政使司，后改承宣布政使司为行省，即江南省。无论是明朝的“南直隶省”，还是后来清朝的“江南省”，皆为当时全国最富裕的省份之一。清初时，每年仅江南一省上缴的赋税额就占了全国所收赋税总额的近三分之一；而科考方面，江南一省的上榜人数则占了全国的近一半，于是呼“天下英才，半数尽出江南！可见安徽从明代到清代一直都是富庶的地区！即便拆分后的安徽同样富甲一方！但今日的安徽却是发展得差强人意！

　　龙凤元年（元至正十五年，1355）到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新《清会典》修成，除顺天、奉天两京府外，为“十有八省”，不再是旧会典的“十四省布政使司”或“直省”，从法律层面确定了顺治末、康熙初江南等三省分省的结果。乾隆《清一统志》将江苏与安徽两省分开，目录中已经全部为“以上某某省”。从南直隶→江南省→安徽省江苏省前后400多年。至此，江苏、安徽两省行政区划大致与今日相同。

　　满清入关，满洲人对自己的异族统治缺乏信心。在距离自己大本营北京那么远的地方，有一个文化先进、农商经济发达的巨无霸“南直隶”，是绝不可能被满洲统治者接受的。

　　试想一下，在满清根基未稳、三藩在西南首鼠两端、郑成功在******风生水起的大背景下，如果明朝的大本营江淮之间有人起事反清复明的话，对于满洲人来说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

　　地图上一个易守难攻的国中之国就赫然在眼前了（具体建国方案请参考五代时期的杨行密）。更何况，因为扬州十日、剃发政策等，南省人对满洲人十分不满。

　　满洲贵族们想出了一个彻底让南直失去大一统可能性的妙计——分而治之。顺治十八年（西元1661）江南省（原南直隶）内一分为二，分为江南左布政司、江南右布政司。康熙六年（西元1667年），江南左布政司变成治所在安庆的安徽，江南右布政司变成了治所在江宁（今南京）的江苏这两个全新的省份。

　　清朝早期，大分裂的格局就已经初步形成了。但由于三个原因，清中晚期直到民国初期为止歧视、内斗和分化还没有彻底撕破脸皮，两省的各个地方还都维持着团结友好的关系。

　　第二、经济上因为小农经济均富的特点，苏皖乃至于上海之间，经济发展基本上没有太大差距，居中的扬州、苏州仍是传统经济中心。

　　第三、文化上，淮军（后来的皖系军阀）崛起壮大，同说淮语的庐州军阀们（今合肥）有权和扬州盐商们有钱，双方关系密切友好，相亲相近。

　　文化上、庐州的皖系军阀被国民军北伐消灭、扬州的红顶盐商被上海滩的外国买办和新兴资本家取代，淮系开始全面退出历史舞台。与此同时上海对外开放带来的西方洋文化进入长江流域，随着上海的发达，吴文化也全面反超江淮文化，成为区域内最洋气时尚的文化。

　　经济上、小农社会的均富状态彻底崩溃。对外开放的上海成为了整个长江流域的经济中心，围绕着上海为中心的江苏经济上开始全面超过安徽。与此同时，曾经繁华富庶的中原河南，因为旱灾、水灾、军阀混战的频发成为贫困的策源地。整个区域从最东南端的上海，到最西北端的河南（包括苏北皖北）经济发展极端失衡。

　　抗战时期河南的严重洪灾，把这种经济发展的失衡第一次系统性地转化成歧视。衣衫褴褛的北方难民不断涌入当时较为富庶的淮语区、吴语区。

　　逃荒难民们的脏乱差、乞讨、小偷小摸（这些都应归责于灾难和日本侵略者而非灾民）给淮、吴居民带来了强烈而直观的负面观感。对河南、山东、苏北、皖北“侉子”们的歧视全面开始。

　　至此，第一次歧视链形成，吴语区上海＞南京、扬州、镇江、苏州、合肥、芜湖等沿江城市＞普通江淮官话、黄淮海官话。这种狭隘的地区贫富认知与广东以北全是北方如出一辙。

　　公元前506年楚越灭吴→公元前306年楚灭越，所谓方言融合从吴语→江淮官话→东部中原淮海官话相互关联不可能是语言学家一刀切割→中间那藕断丝连的过度性不该屏蔽忽视。汉族方言相互的过度关联区域历史现实真相无可撼动忽视。

　　除了文化上、历史上。长三角地区在经济上也是要相互依存的，安徽、苏北需要苏南、上海的发达地区的扶持、投资，上海、苏南反过来也需要安徽、苏北充足的劳动力和广阔的经济腹地。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华夏一体，千百年的人口流动、迁入迁出。整个长三角地区的人无论江浙沪皖，都应该是血缘相近的，不应该因为户籍和地域、城乡的因素而相互视为仇雠。

　　长三角带动周边→带动皖中北苏中北→带动华北→发展全国 加快各地区的发展建设，为共同富裕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