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味话剧如何出新

　　剧场内感受上世纪50年代老北京的生活气息，剧场外可以玩捞小金鱼、套圈、跳房子这些老北京人儿时的游戏，演出结束还能拎着老北京汽水、饼干回家，这是日前由北京演艺集团出品、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创作的儿童剧《花猫三丫上房了》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上演时的情景。

　　书写北京城市记忆，描摹北京风土人情，京味话剧自诞生以来一直深受观众特别是北京观众的欢迎。近年来，不少创作者以不同的方式尝试对京味话剧进行艺术开拓。从京味到新京味的嬗变过程中，广大文艺工作者以对时代脉搏的敏感切中，深情记录着北京这座城市的变迁。

　　“21世纪以来，京味话剧的倡导者、研究者普遍倾向于将源头追溯到北京人艺的话剧《龙须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进行北京题材表达的话剧作品，具备了京味话剧的某些特征。而在话剧《茶馆》的创作中，虽然编剧老舍没有提出这是一部京味话剧，导演焦菊隐也没有把京味作为该剧演剧实践的目标，《茶馆》却被后世称为京味话剧的代表。北京人艺也无形中与京味话剧结合在了一起，成为京味话剧创作的主要阵地。”青年评论家徐健认为，正是有了《茶馆》，京味话剧在新时期的崛起和发展才有了更多的底气与光彩，特别是老舍在剧本上以“三个阶段”表现时代更迭的时间结构方式、群像展览式的人物表现方式、悲喜交融的风格特色以及二度创作上鲜明的民族化特点，都成为此后京味话剧创作无形中遵循的规范。

　　朔石在《京味话剧的前世今生》一文中分析，京味话剧之所以硕果丰实，之所以能在其中诞生《茶馆》式的传奇，能遽然立起一代大师级的人物，其实皆源于背后隐藏着一个庞大的文化背景和时代支撑体系。京味话剧风格确立的本身有赖于深厚悠久的北京文明以及意趣丰盈的北京方言。北京礼仪文明中所包含的那种“咸近士风”的雍容闲雅与尊贵之气，既幽默达观，又体察入微，体现了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底蕴；北京方言诙谐生动，有丰富的潜台词特质，为舞台注入了饶有意趣的仪式化因素和温厚的质感。

　　作为北京人艺话剧艺术的传承者、发展者，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原院长、导演任鸣在京味话剧的创作中，进行了诸多尝试。“自《北街南院》之后，经过《全家福》《莲花》《玩家》等作品的实践，任鸣在北京人艺完成了京味话剧向新京味话剧创作的嬗变。而在此期间，北京人艺新排、复排、重排演出的作品，也从题材内容、审美倾向等方面寻找京味话剧与新时代的契合路径。如何在保留、延续京味传统的前提下，建立符合时代审美和接受心理的新的审美体系，如何将新的戏剧表现手段融入京味话剧的创新发展中，是这些作品不断探索的课题。”徐健说。

　　2022年，北京演艺集团提出“两新四化”发展愿景。“两新”就是不断推出“新京味、新经典”作品。北京演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赵佳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北京讲四个文化：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化。新京味就是涵盖这些北京文化的内核，讲新北京人和老北京人共同的故事。所以我们将来的作品是聚焦新京味，力争打造新经典，努力使我们创作的剧目由普遍剧目变成精品剧目，由精品剧目变成能常年不断演出的经典剧目。”

　　除了北京的文艺院团，一些独立的创作者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京味话剧的创作实验。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黄盈50多部作品中有9部是京味题材。无论是早几年的《枣树》《卤煮》《马前马前》，或是近几年的《断金》《打开1990》《福寿全》等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其最新创作的《我这半辈子》中，他又将目光投向了京味文学奠基人老舍。

　　新京味如何出新？戏剧导演陶垣认为，新京味话剧的创作，应在充分总结、继承以北京人艺为代表的传统京味戏剧创作经验的基础上，从主题、内容、形式等方面认真思考新的内涵：新时代的京味戏剧应承载什么样的审美功能和时代命题？北京这座城市的景观、生活、语言有哪些新变化？如何以新鲜的表现形式、多元的艺术风格、丰富的技术手段讲好北京故事？“其中最核心的是要在内容上回归现实主义，塑造具有复杂性、多面性的人物，展现真实可信的生活，而在形态上打破现实主义，允许并鼓励在表演形态、舞台美术、时空处理等方面进行更多新的探索，以融合传统和现代、新老兼容并包的艺术姿态展现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独特魅力。”陶垣说。

　　徐健则谈到，京味话剧的创作应该是由内而外、再由外入内的过程，它是创作者生活经验、文化经验、思考经验的调动，是因情而作的有感抒发，是对历史的理性反思与现实的清醒判断；同时，借由北京的人事、京味的语言、风俗习惯等艺术的表达，生成体现着思想深度、人文底蕴、艺术品质的舞台作品，这理应成为京味话剧的文化追求。“当然，展现京味的作品并非一定要与老北京的故事、经验、事物相联系，而是要善于从纷繁复杂的表象中提炼出思想的精华，告诉后人北京文化的根在哪里，如何去守护我们的文化血脉，而不是让京味成为今人精心策划、精心包装的一个炫目的商业符号。”徐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