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进一步加强行政区划工作的基本价值导向

　　伴随人类文明进程而产生的行政区划制度，是维护世界秩序、国家发展、民族和谐、地方安宁的一项重大政治创新。我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的发展演变史，也是一部恢弘的“国家政区变革创新史”。古今实践充分证明，形成国土空间划分合理、空间权力高效配置、层次幅度科学匹配的行政区划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特殊而重大的多重功效与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的区域发展问题和行政区划工作，强调“行政区划本身也是一种重要资源，用得好就是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更大优势，用不好也可能成为掣肘。”2019年1月1日国家正式施行了《行政区划管理条例》，2022年5月1日开始实施《地名管理条例》，可以看到全国行政区划设置和调整工作总体稳中有序推进。6月2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区划工作的意见》，为我国未来行政区划改革调整确立了“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

　　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的行政区划在发挥政区固有政治功能、历史优势的同时，需要顺势而为，适时开展适应性调整与改革创新，发挥好政区综合功效。这是如期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的“先手棋”和“关键一招”，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遵循五个方面的基本原则。

　　一是有利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安全原则。新时代，人类总体安全与和平发展的大势没有变，但全球局部战事时有发生，地缘政治安全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在上升。我国古代经验启示我们，充分发挥好、利用好政区对促进国防安全、国内政治安全的效应，是所有行政区划调整改革必须遵守的第一指导原则。具体而言：首先，在特殊国防沿线地区，参照三沙市模式，实行特殊标准，适当设置高级别政区，高规格配置力量，确保地缘政治安全稳定。其次，在首都、国防战略城市等地，也可以实行特殊政区体系。再者，全国任何地方的政区改革调整，都必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政区工作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行政区划的重大改革、重要政策、重大调整由党中央研究决策，着力加强党中央对行政区划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二是有利于形成全国大市场、大循环发展的经济高效原则。新时代的行政区划改革创新，要与国家重大经济战略、区域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政府改革战略等相适应、相配合，完善行政区划调整标准体系，加强行政区划同相关政策、规划、标准的协调衔接，发挥政区在构筑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独特优势。在中国特殊的体制背景下，行政区划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往往呈现一种特有的“行政区经济”格局，这是一种正面性和负面性兼具的合理化现象。未来的政区改革，要努力发挥好“行政区经济”的正向功能，在一些明显受制于政区分割的“经济洼地”、中西部弱中心区域，要利用区划调整手段（合并或城市升级等），整合、激发、释放本应有的区域发展活力。而在市场化程度高、城市密度高、经济发达的都市圈、城市群，要率先探索行政区与经济区相分离的制度，抑制“行政区经济”的负向阻隔效应，形成有特色的跨政区新管理体制，做全国统一大市场、国内大循环的“排头兵”“引领者”。

　　三是有利于满足倾听人民呼声的社会原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人民共同过上幸福的美好生活，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行政区划内含的户籍、福利等民生因素，使得任何区划调整变动直接关系着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尤其是一些边界地区，政区的差异可能使得当地百姓在入学、住房、就业、救助等方面面临诸多新的困难。因此，新时代的政区改革调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任何区划调整都要本着“改善人民生活品质”这一核心目的，谨防区划变动造成当地人民群众利益的损害，更要严防不合理区划引发群体性事件或社会冲突。同时，要建立健全行政区划调整中的专家论证机制、公众参与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多听人民的意见和呼声，提高各级各类行政区划调整的科学性、透明度，增强民众的获得感、满意度、幸福感。

　　四是有利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和历史积淀的文化原则。这一点突出体现在区划调整中的命名或地名变更方面。地名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或是沉淀着当地生产生活的印记，或是记录着某种自然地理特征和人文风貌，更关系着人们的归属感和社会凝聚力。因此，新时代的政区调整改革，要严格遵循《地名管理条例》的规定，更多地从有利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角度出发，既要对明显不合理的专名重复等情况进行合理化变更，又要防止命名、更名“任性而为”，杜绝地名混乱、混淆、重复、怪异、崇洋等不良现象，努力让地名焕发生机、激发活力、留住“乡愁”，充分发挥地名在服务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等方面的作用。

　　五是有利于自然单元完整和国土韧性发展的生态原则。中国是一个地形复杂、地理类型多样、河流湖泊众多的国家，生态安全、国土韧性是“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的重要内容。在现实中，自然地理单元和行政区完全耦合的情况非常少见，行政区划分割自然地理单元是常态，这也是造成一些跨界地区生态问题长久难治的重要制度根源。因此，新时代的行政区划改革调整，要充分考虑河流、湖泊、海洋、湿地、矿区、生态防护林、水源地等生态单元的安全议题，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要多做有利于生态完整性、国土韧性力的区划调整，积极探索“空气污染保护区”“水源涵养区”“生态示范区”“海洋保护区”等跨政区管理新单元，用区划的力量创造蓝天、碧水、净土、青山，助推美丽中国建设。

　　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地方创新之间的关系。行政区划制度作为国家的全方位权力配置，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体现，既需要国家顶层设计，也需要地方实践创新。从国家层面而言，要加强研究我国行政区划设置历史经验，组织开展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研究，拟定行政区划总体规划思路，形成与时代发展要求、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大国国家结构及地位相适应的行政区划战略格局，始终保持行政区划发展的正确方向和道路，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治国理政的重要工具。同时，要因地制宜，鼓励地方在全国行政区划战略框架内，依法有序地开展行政区划改革的实践探索，在消除区划不合理、不适应问题的同时，激发政区改革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内在活力。

　　处理好相对稳定与动态调整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坚持行政区划保持总体稳定，做到非必要的不调、拿不准的不动、时机条件不成熟的不改”，这为全国各地、各类区划调整提供了根本遵循，也是辩证的科学方法。政区作为上层建筑，一定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调整变动，以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不断进步的需要，但行政区划调整是一项涉及地方政府、企业、居民等多元利益主体的敏感型政务，一定要在总体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推行渐进式、适应性的改革调整方略，把国家安全、民族团结、人民幸福放在首位，成熟一个、论证一个、调整改革一个，寻求最大利益公约数，切不可为了某些特殊地方利益而“硬调整”，以免给国家安全稳定和社会和谐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处理好刚性调整与柔性跨界治理的关系。行政区划并不是解决所有经济、社会问题的“万能工具”，既不能低估行政区划调整的作用，更不能高估或迷恋行政区划的作用，特别是在解决因政区造成的“碎片化”问题时，关键在于转变政府的经济职能，健全市场体系，让市场真正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因此，除了某些政区格局采取科学规范的刚性调整外，更要发挥现代数字技术优势，采取灵活、柔性的跨界治理，构筑“不打破行政边界、破除行政阻隔”的跨政区、跨部门、跨层级治理新格局。

　　人的现代化是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社会关系和谐发展，人的素质全面充分提高。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是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的空间表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科技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各界利益格局的调整，只有立足国家发展大局和科技发展规律，才能够保证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取得成功。

　　促进数字经济和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既要推动影响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又要加快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农业新基建建设。

　　为了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长期可持续性，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要由数量追赶转向质量发展转型。

　　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但不是只能有一种模式，所谓“民主对抗威权”不是当今世界的特点，更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普世价值”的内涵实际上已经被窄化为特定的西方价值。所以我们应该超越狭义的“普世价值”观念，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

　　做好国际传播，要做很多的研究，做到知己知彼，只有研究不断深入，拿出来确切的、有说服力的资料，才能增加我们对外传播中的论述能力和说服力。

　　拓展监督的深度和广度，搭建“互联网+监督”平台，将具有强大公信力、权威性的传统新闻媒体与更迅捷、更开放的新媒体相融合，充分发挥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的监督合力。

　　通过数字生产力的动力变革、绿色生产力的理念变革和蓝色经济的空间变革必将加速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实现和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进而推动新发展格局的加速实现。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影响国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变革具有重大影响。

　　坚持“以我为主”，多措并举建立和强化多元协同供应体系，增强持续稳定供应的能力；完善能源资源消费总量和强度的双向管控，全面实施能源资源节约战略，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要想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既要立足于中国大地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回答好中国之问；又要拓展世界眼光、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回答好世界之问。

　　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为传统产业带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及高水平供求动态平衡的加快实现提供了新思路。

　　所谓网络意识形态，是指多元主体在互联网空间映现社会关系而形成的认知系统，借助网络工具得以呈现于网络空间的观念的上层建筑，其形成、呈现和发展依然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对现实实践具有反作用。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更好发挥园区产业和资源优势，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国家安全体系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社会系统，构建国家安全体系是一件繁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构建现代化总体性国家安全体系任重道远，需要政学各界通力合作、坚持不懈、不断探索。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应以独立、自主、安全的高质量发展为指引，积极推动全面、开放、协同、包容、可持续的引领性创新。

　　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续写了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伟大辉煌，擘画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必将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当然是“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但是人口规模巨大这一典型特征也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带来优势，充分认识并利用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可以缓解艰巨性和复杂性。

　　伟大斗争锻造了中国共产党坚忍不拔的意志、无私无畏的勇气、不怕牺牲的精神、百折不挠的品质，这是百年大党的成功之道和青春密码，是我们赢得胜利和继续胜利的不竭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