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修复：残卷故纸间“恢复”旧时光

　　镊子在指尖轻捻着，游走于残损的宣纸，纸屑被层层揭起。90后甘肃省工艺美术大师袁玉斌坐在大方桌的正中间，埋头伏案。

　　袁玉斌大学期间的专业本来学的是艺术设计，后来有机缘参加了一期古籍修复培训班，得到古籍修复大家师有宽先生的点拨。

　　初窥门径后，他爱上了这门寂寞的事业，也像他尊敬的师长一样，日复一日静坐屏息，在残卷故纸里“恢复”旧时光。

　　有人说，古籍修复师，是一群比大熊猫还要稀少珍贵的人。2006年，全国的古籍修复人才不足100人，而且人员大多集中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发达城市，西北由于地理位置及各方面条件限制，修复人员匮乏。也是从那时开始，我国启动了第三次古籍修复人才的培养。2018年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增设古籍保护与修复课程，在人才培养上弥补了地域上的空缺。

　　即便是古籍修复这样的技术性工作，也需要具备一定的人文素养和文学积淀，才能更好地理解所从事的工作。“古籍修复是活性保护，要留得住更要用得上，要坐得住冷板凳也要在应用中检验效果。”

　　案台上，一页破损不堪的拓片，一碗打稀的糨糊，锥子、镊子、棕刷等工具整齐排开。袁玉斌屏息凝神，手持毛笔，粘连破洞处。

　　有的古书脆化严重，脆得掉渣；有的则被虫蛀了几百个孔；还有的，酸化得厉害，变色发黄。袁玉斌说，修补古书，一招一式极为考究，起手落笔皆有道理。

　　一本受损的古籍从开始修复到最后修好入库，大致要经过二十多道工序：拟订方案、拍照扫描、定级归档、配纸、修复、折页、裁齐、压实、装订

　　整个工序中，修补是最考验功力的。可在修补前，还要完成最后一道工序揭。“有的纸张托裱成3页，最多还有托裱成7页的。”袁玉斌说，要用镊子一层一层揭开，还不伤及古籍原本，看着容易，做起来难。

　　揭完腹背纸后，袁玉斌将薄如蝉翼的补纸蘸上糨糊，摁在蛀洞上，待七八分干后，用镊子将边缘多余的修补纸剔掉。

　　袁玉斌熟稔地重复着这些步骤，目光从未离开过书页，他继续补充道：“遇字口残缺，不可用墨色纸，而需改用染纸修补，残缺地方没有字就用墨纸补上。”

　　在案台前，袁玉斌一坐就是大半天，他从容不迫，静气凝神，修复古籍由于工序繁琐，忙活一天，有时仅能修补完成一页。

　　为最大程度地还原古籍风貌，古籍修复要遵循四大原则，“整旧如旧，抢救为主，最少干预，过程可逆”。

　　修补，需要纸张。而所有工序里，最难的恰恰又是配纸。袁玉斌说，修补用的宣纸，需要纸张材质、厚度和颜色相近。如此一来，修复者常常要自行进行调色、染色。

　　配纸、修补需要精细，拆书也不省事。拆得不好，很可能会对其造成破坏，增加修复难度。接下来，喷水、压平、装订成册，仍旧是对技术的考验。

　　袁玉斌说，顾客拿来一本需要修复的古籍，看它外表发霉，破损残破不堪，那种感觉就像看到一个身染沉疴、气息奄奄的病人，让人难过，充满同情，经过自己的努力，把它修复好之后，它却变得“容光焕发”，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愉悦感。

　　在修复清代中期的《金刚经》的过程中，袁玉斌在其中一本的某张书页上，惊异地发现了古代工匠留下了一个清晰的指纹。

　　“看到这个，我被深深震撼了，我在想，当时他拿这个书页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拿法？是左手拿还是右手拿？是怎么样去装订的？这个指纹，在我眼前就是一个隐藏的历史人文密码，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每拿到一本破损的古籍，都非常期待看到它经过修复后崭新的样子。”袁玉斌说，装订结束的时刻，也是他内心最激动的时刻，而下一本书的修补又是新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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