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志》：以历史之炬照亮香港未来

　　“要让香港拥有自己的地方志。”为了这个目标，香港史专家刘蜀永和同伴刘智鹏、丁新豹等奔波了数十载。如今，刘蜀永已是耄耋之年。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随着新年钟声敲响，一本新书在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旗下40多家书店同时亮相。图书刚一上架，就受到市民热捧，多家机构预订。

　　这本蓝色封面、774页的《香港志》首册《总述·大事记》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它记录了从公元前5000年先民活动到香港回归20周年的7000多年间，香港历史的变迁和6000多件大事。

　　全国政协副主席、团结香港基金主席董建华形容《香港志》“具有巨大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称其为“巨大的文化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谢伏瞻表示热烈祝贺。

　　香港在明清时期隶属广州府新安县，新安县当时数次编修县志，但现在仅存清康熙与嘉庆年间的两个版本。后来英国占领香港156年，再未进行任何修志工作。

　　“这么重要的一个地区，没有志书怎么行？”1982年，正值中英谈判香港问题期间，刚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生毕业的刘蜀永，在研究香港史时暗下决心：“要继承中国文化传统，通过修志让香港人找到自己的根。”

　　从1997年香港回归开始，刘蜀永和香港社会一些有识之士一起，为香港修志呼吁奔走。但当时香港社会对地方志几乎全无概念，推动十分困难。

　　2005年，在时任香港岭南大学校长陈坤耀邀请下，已从社科院退休的刘蜀永到岭南大学驻校研究香港史，协助推动地方志编修。

　　2009年，非牟利团体香港地方志基金会成立，陈智思、马豪辉先后担任主席。基金会下设香港地方志办公室，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智鹏任主任，原香港历史博物馆总馆长丁新豹和刘蜀永任副主任，人称“二刘一丁”。

　　机构是成立了，但它由于自负盈亏而举步维艰。“最困难时，办公室只剩下3个人，我的助手都发不出工资。”刘蜀永说，“基金会负责人不光跑出去找钱，还自掏腰包捐钱，这才挺过来。”

　　10多年来，“二刘一丁”互相鼓励，率领地方志团队为修志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撰写了40多本地方史志书籍，积累修志经验，并锲而不舍地向全社会推介地方志，帮助香港社会逐步了解修志的重要意义。

　　在中央政府及特区政府支持下，2019年9月，修志工程取得重大实际进展。“董建华先生当仁不让，义不容辞承担起编修《香港志》的重责，并责成团结香港基金牵头，成立香港地方志中心，凝聚社会各界力量达成使命。”团结香港基金总干事郑李锦芬说。

　　不出2个月，香港地方志中心就高效组成了强有力的28人理事会：董建华亲自出任理事会主席，陈智思出任执行委员会主席，林乃仁出任总裁。“二刘一丁”及出版社资深总编陈佳荣共同担任首册主编。

　　“修例风波”时，暴徒经常非法堵路，同事们上下班非常不便。在“黑暴”最猖獗的时候，家住上水的年轻编辑蔡兆浚，常常要冒着被硬物砸伤的风险，经过“长途跋涉”才能抵达位于湾仔的办公室。

　　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候，很多博物馆和大学图书馆都关闭了，无法查阅一手资料。当时只有港大图书馆还开门，但只允许在校生和教职员进入。同事们集思广益，想出一个办法：请几位港大学生做研究助理，替中心借书。

　　在新冠病毒肆虐期间，不少企业都实行居家办公。中心同事们还是坚持每天按时上班，为的是方便当面讨论修志工作。他们逐步梳理出香港7000多年间5万多条大事，并从中精选出6000多件大事最终定稿。

　　身为香港史专家的几位主编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他们广泛征求香港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界的意见，起草、修改并反复审阅。历经一年多时间，首册大事记部分顺利筛选完毕，总述部分也五易其稿终于完成。

　　2020年12月28日，一个阳光明媚的冬日，香港地方志中心举行《香港志》首册出版记者会暨上架仪式。看着这本沉甸甸的书，香港地方志中心同仁们喜笑颜开，相互击掌叫好。

　　在志书之首设总述或概述，是国家改革开放后新编地方志的特点。《香港志》首册总述介绍香港自然和社会发展特色，与读者分享和探讨香港是怎么来的、香港人是怎么来的、香港与国家的关系等问题，体现出地方志“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

　　香港志编修团队中有不少年轻研究人员，他们通过参与修志工作，进一步认识了国家，也增强了国民身份认同感和自豪感。“在编修过程中，我了解到许多有趣的历史，其中有些史实时至今日已经鲜为人知。”中心一位20多岁的编辑表示，这令他们深深体会到香港人对于国家的历史认知有待提高。

　　接下来，香港地方志中心将再接再厉，争取在2021年年底前完成专志《香港参与国家改革开放志》，细说香港在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的贡献与所得。

　　在全国第二轮地方志书规划任务中，香港终于占有一席之地。中心预计，在香港回归祖国30年之际完成整部《香港志》编修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