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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好鲜花、家乡的特色糕点和甜瓜，76岁的史荣升和家人一行5人，在清明前来到了距家乡霸州700多公里的辽宁沉阳，与从未谋面的亲人“见面”。

　　沉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938位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的棺椁整齐地安葬在地宫，20位已经确认身份的烈士棺椁前都摆有带姓名的灵位牌，其中包括史荣升父亲史万忠的灵位牌。

　　1950年，王凤兰收到了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发来的革命军人证明书。证明书落款是“1950年9月25日”，这正是史万忠所在部队入朝参战的前夕。

　　“当时的村长拿来一个包裹。大家都在院子里哭。”尽管时隔几十年，79岁的史桂荣仍记着那个场景：“毛巾里裹着遗物。长辈怕我妈伤心，不让我妈看，把遗物全部烧了。”

　　惨烈的战争中，烈士的遗体就像随风飘散的芦苇花，不知所在。“革命军人证明书”“革命烈士证明书”是史万忠留给家人的唯一念想。

　　打记事起，史俊标和史俊同就知道爷爷史万忠是个英雄，为了保家卫国而牺牲。史俊标去过爷爷曾经当兵的部队打听过消息，史俊同经常会在地图上搜索爷爷可能牺牲的地理位置……然而，因条件限制，史家人找回亲人遗骸的心愿一直未能实现。

　　2014年至今，10批938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已回到祖国。为了让英雄从“回国”到“回家”，从“无名”到“有名”，2019年，退役军人事务部向全国发起“寻找英雄”活动，陆续发布烈士寻亲线索，发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找寻烈士亲属，让英雄与亲人“团圆”。

　　从烈士遗骸中提取DNA，是为烈士寻亲至关重要的一环。烈士遗骨在战场上被匆匆掩埋，历经几十年雨水冲刷、微生物侵蚀，DNA的降解、断裂非常严重。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中国近年来投入大量科研力量，成功实现了两大技术突破：自主研发了两类DNA试剂盒，一个可以高效捕捉降解过的遗骸DNA，另一个可以匹配复杂亲缘关系，匹配亲缘关系等级从一级（父母、子女以及兄弟姐妹）、二级（叔、伯、姑、舅、姨、祖父母、外祖父母）进化到三级（表兄妹或堂兄妹），由此大大提高了DNA的提取成功率和匹配率。

　　完成对烈士遗骸DNA提取后，工作人员会根据遗骸的发掘地点、具有明显身份指征的遗物（如印章、刻有名字的水壶等）进行军史、政史的研究，梳理出烈士的作战信息，整理出名单，下发到退役军人事务部的全国系统里；各地方根据名单进行亲属摸排，筛选亲属参与DNA采集比对；之后会组建专家评审会，请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评审，最终确认烈士身份。

　　“为烈士寻亲是抢救性的工作，随着时间越来越久，记得烈士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就更难找了。”国家烈士遗骸DNA鉴定实验室专家说。

　　2022年的一个夏日，正在家中干活的史荣升接到了霸州市退役军人事务部工作人员的电话：“史万忠的遗骸可能归国了”。父亲遗骸寻找终于有了眉目。原来，2021年与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一同归国的遗物中，有一枚刻有“史万忠”名字的印章。

　　通过遗物指征、社会摸排、军史论证并经DNA比对，2024年1月，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布最新在韩志愿军烈士寻亲成果，10位烈士身份成功确认。

　　“为烈士寻亲，是一种使命，也是一种责任。这是一条你必须去走的路，我们能找到一个烈士亲属，后面就有更多的希望。”退役军人事务部烈保中心鉴定分析处曹媛斐说，“寻亲”是一个系统性工作，每一个链条都不能少，“地方工作人员、烈士亲属……系统里的每一个人对此都很上心，大家都有一种信念感。”

　　截至目前，退役军人事务部已确认20位失踪烈士身份及亲缘关系。下一步，将围绕构建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鉴定技术体系，探索完善国家烈士遗骸多模态身份鉴定关键技术，开展行业应用示范，为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保护和为烈士寻亲工作提供科技支撑，更好地弘扬英烈精神、慰藉烈士亲属、彰显国家形象，切实推动新时代烈士褒扬工作创新发展。

　　沉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3米多高、近200米长的黑色大理石英名墙上，密密麻麻镌刻着一排排金色字体，那是197653个为国捐躯的英名。史荣升一家人看得很仔细，认认真真用手划过每一个字。当划到“史万忠”三个字时，史荣升手指颤抖，他拿出一块准备好的红布，反复擦拭着英名墙上父亲的名字，许久未出声。

　　默哀，鞠躬，敬酒。“现在家里生活挺好，您在这里安息吧。您回国了，我们就能经常来祭奠您。”史荣升向父亲倾诉着近况。

　　英名墙旁，史俊标用擦拭过爷爷名字的红布捧了一把土，准备带回到奶奶坟前。“让老人魂归故里，看看如今儿孙满堂的情形，对我们也是一种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