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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卓曼，“种植巨头”、“牙科老钱”、“上游霸主”...有太多的符号集于一身，从瑞士山谷，到站上全球牌桌，士卓曼家族历经三代，一步步建构起这座宏伟高台。

　　基因与机遇、婚姻与噪音...从钟表、到骨科再到牙科，这个品牌历经过二战、见证过战后经济繁荣，也目睹过冷战僵持局面，他们冲出了经济危机，也纵深跳入了全球化浪潮...要探究全球口腔品牌史，自然绕不开士卓曼。

　　作为当下瑞士医疗领域的前十大雇主“牙科担当”，从一代目，到三代目，士卓曼家族是如何养成的？他们的决策风格根源在哪？他们的底牌又来自何方？且看特别专题系列之——士卓曼：从一代目到三代目，是如何进化成“石敢当”的。

　　1892年，士卓曼创始人莱茵哈德·士卓曼（Dr. Ing. Reinhard Straumann）在瑞士北部的巴塞尔-兰德州（Basel-Landschaft）的一个小村庄出生。尽管家境并不富裕，但父亲的教师背景和家庭氛围，使得小士卓曼从小就对知识充满了渴望。

　　16岁成年，这位教师的儿子前往“钟表之乡”的Le Locle接受钟表技术培训，并迅速参与工厂工作，成为职场人。24岁火候初成，青年Reinhard 跳槽入职了Thommens Uhrenfabrik AG 公司，从事精密机械和钟表制造工作，并迅速崭露头角晋升为技术负责人。当时的Thommens已有一定规模，在业内具备不小的竞争力。

　　不得不说Reinhard是个“发明小天才”，钟表领域着名的Nivarox和Nivaflex合金是他的代表作，不仅提升了钟表的性能和可靠性，也为瑞士钟表行业在全球市场上奠定了技术优势。在瑞士钟表史上，被称为精密制造技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作为一位滑雪运动的狂热爱好者，Reinhard还结合其对空气动力学的研究，亲自操刀设计了滑雪跳台、更为瑞士飞行部队设计过螺旋桨…

　　也是在这段职业上升期，Reinhard与其太太范妮·海德 (Fanny Heid) 金风玉露一相逢，喜结连理。

　　Reinhard太太家族实力不容小觑，娘家是瑞士着名家族企业Tschudin + Heid AG创始人之一：Fritz Heid。Tschudin + Heid这家公司以其高质量的精密机械部件制造能力而闻名，公司生产的部件主要用于钟表、医药和精密测量行业。

　　岳父挣下的这份大家产是需要打理的，Reinhard也顺理成章进入了Tschudin + Heid AG。到1931年，即将走向不惑之年的Reinhard已经进入Tschudin + Heid AG，四年后晋升为公司的董事会主席，负责公司战略和日常运营。

　　这间实验室被Reinhard用来深入研究如何加强新材料和开发测量方法，甚至连医学界都对此表现出了兴趣，创伤学家Maurice E. Müller在外科医生朋友的引荐下，结识了Reinhard，这也为后来士卓曼走向医疗领域落下了第一颗子。

　　1941年，Reinhard加入了瑞典的民主党 (DP) ，在巴塞尔兰州议会任职。通过参与地方议会的工作，他成功转变为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人物，同时他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工程师、企业家。这种角色的转变让他得到了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施加影响的机会，通过政策制定和公共资源的分配，他更好地理解了公共政策和社会需求，以此为其技术发明的应用做出了定位，有效推动了Nivarox和Nivaflex合金等发明的商业化和广泛应用。

　　二战期间，Reinhard签署了着名的“两百人请愿书”，在政治立场上支持限制犹太难民入境措施。受该事件影响，Reinhard从议会离职了，政治生涯至此，画上了句号。这一事件对其公众形象和个人声誉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Reinhard 在此事件后的职业重心转向了他的技术研究和商业活动。

　　“两百人请愿书”这一事件与当时的瑞士政治和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士处于中立状态，但面对来自纳粹德国的巨大压力，瑞士在对待犹太难民和其他政治难民问题上采取了严苛的政策。这份请愿书被视为一种政治声明，呼吁瑞士政府采取更严格的措施来限制犹太难民的进入。请愿书反映了当时瑞士部分人士对外来人口的排斥情绪，并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1954年，Reinhard正式将早期实验室正式转型为Straumann研究所（Institut Dr. Ing. Reinhard Straumann），专注于材料科学研究和新技术开发。研究所不仅在钟表行业进行研究，还涉足医疗器械、精密机械等领域，特别是与瑞士骨科协会（AO）的合作，推动了骨科植入物的材料研发。

　　1967年，“多栖艺人”棒小伙Reinhard与世长辞，享年74岁。Reinhard被广泛认可为材料科学和精密工程领域的创新者。他的发明，极大地提升了瑞士钟表的性能和全球竞争力。他的研究不仅限于钟表行业，还扩展到航空工程、滑雪运动和医疗器械领域…Reinhard 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技术创新时代的终结，但他的创造留给多个学科都留下了“遗产”，并通过家族企业和他创立的研究机构继续影响着钟表行业和其他相关领域。

　　一代目Reinhard的太太，多金又贤惠，作为工作助理和生活伴侣，范妮·海德可谓是“理想伴侣”。更重要的是，婚后二人的结晶——Fritz Straumann完美继承了上一代的创新精神，还隔代遗传了爷爷的教育基因。

　　也是在Fritz手上，士卓曼家族完整地走向医疗之路，在材料学上融合了两个家族的精华。在Fritz手上，第一代士卓曼种植体诞生了，也是在Fritz手上，士卓曼邂逅ITI，完成了另一种“联姻”。

　　我们把时钟拨回到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当时瑞士骨科协会（AO）正在寻找适合骨折固定的理想材料。而Reinhard的Straumann研究所因其在合金材料方面的专业知识而受到AO的关注。Reinhard当时的实验室也为AO提供了不少材料测试和研发支持。在Reinhard去世后，从创办之初就参与了Straumann研究所的二代Fritz，继承了这一合作关系，并继续在AO的项目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与AO合作的第四年，Straumann研究所协助AO解决了关键的技术问题——首个治疗骨折的植入物研究成功。这一突破让它开始真正涉足骨固定植入物和牙科植入物的研究，并迅速成为了内固定系统生产领域的世界领导者。1967年，一代目在等待植入物材料测试的途中去世，做好了接手准备的二代目 Fritz 接管了公司。

　　骨科方面进展一切顺利，时代红利又一次开始眷顾士卓曼家族：基于前期研究骨科植入物的合金材料的基础，Fritz等人开始探索使用钛合金和其他生物相容性材料，用于制造牙科和骨科植入物，以提高种植体的耐用性和成功率。

　　在1970年代，牙科种植体市场虽然尚处于发展初期，但已经涌现出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和个人，他们在不同的技术路径上进行探索和竞争。士卓曼通过其在材料科学和临床应用上的积累，与Brånemark等主要竞争对手展开竞争。这些早期的竞争推动了牙科种植体技术的迅速发展，并为后来的创新和市场扩展奠定了基础。

　　而1970 年至 1990 年这二十年间，士卓曼公司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战略扩展和与AO的紧密连接，稳稳地确立了在骨结合植入物领域的领先地位。

　　从钟表到医疗，在二代目Fritz 治下，整个Straumann家族的重点发力领域发生了重大偏移，士卓曼公司也在二代目手中迎来重大转型。

　　关于这次转型，有内部性和外部性的两重原因：除了1974年士卓曼公司在牙科植入物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他们推出了首批钛合金空心圆柱植入物，包括全球首个一段式种植体，并在伯尔尼大学成功进行了临床测试。

　　外部性方面，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瑞士钟表行业也受到了重挫。关于这个重挫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当时日本精工生产的石英表挤压了瑞士传统机械表的生存空间，大家都去购买石英表而不买机械表；另一种说法是这场危机是因为瑞郎兑换美元的汇率失控，加上金融危机，导致机械表滞销。手表滞销让士卓曼公司果断将目光移向了发展正热的医学界。

　　也就是从这里，士卓曼公司的牙科植入系统故事开始书写。在此后，士卓曼公司便开始乘着医疗领域扩展的东风，持续性地扩张。

　　1980年，士卓曼公司在德国成立了第一家子公司，将脚步迈向了国际。与此同时，二代目 Fritz 与瓦尔登堡和伯尔尼大学的 Schroeder 教授共同主持成立了国际口腔种植学会（ITI）——ITI这一简称，甚至一度被很多人认为是士卓曼种植体的代称。

　　士卓曼牵手ITI，Fritz从爷辈哪里隔代遗传了教育基因，带领着士卓曼家族，完成了另一种“联姻”。如今，士卓曼与ITI的故事，已走过40多个年头，关于这段故事经络，我们下回展开讲，这里先按下不表。

　　总之，ITI通过种植学课研究和教育，在后续的发展中汇集了全球牙科专家，ITI也逐渐成长为了如今的ITI，也成为了如今士卓曼品牌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助力。就连ITI新任CEO的上任公告都写着：因其对ITI与士卓曼之间的关系有着出色的理解，并且已经熟悉ITI的最新项目和活动…

　　研究合金材料，研究的是元素之间的关系；研究企业发展，研究的则是组织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上，士卓曼二代目，踩在巨人的肩膀上，欲穷了千里目。

　　Fritz这一生推动着家族事业走向了另一个高度，他继承了父亲Reinhard的创新精神，并在推动士卓曼公司向医疗器械和牙科种植体领域的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正是他的贡献，使得士卓曼公司成为全球领先的牙科种植体制造商之一。

　　1988年，Fritz离世，享年70岁。与他父亲与他的权力交接不同，Fritz四个孩子在继承公司时，对于企业的未来发展战略和财务管理有不同的意见。这些分歧集中在是否继续发展医疗器械业务、如何管理公司资产和财务策略等方面。

　　1990年，由于家族内部的分歧，士卓曼公司被分拆，原有的骨科和牙科业务被重新调整。一部分业务继续以士卓曼名义运营，专注于牙科种植体的研发和市场推广。另一部分业务，尤其是与骨科相关的业务，经过重组后由管理层接手，并在随后的几年中发展成为独立的企业。

　　诸侯分封，各自起势。原想自立门户创业的三代目Thomas，不得不正式接棒家族事业。也正是在他的手上，士卓曼公司从瑞士，走向了全球。

　　Thomas Straumann来源：士卓曼官网三代目托马斯·士卓曼（Thomas Straumann）依然是个“狠人”。作为第三代家族成员，26岁接棒的Thomas面临着继承家族企业的挑战和机遇。其成功地引领公司度过了过渡期，并推动了士卓曼在牙科种植体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

　　Thomas接管公司牙科植入物部分管理时，当时仅有 20 余名员工专注于这个领域。年轻的Thomas认为钟表工业材料并不如牙科植入物有前景：钟表芸芸众生，牙科还可称王，一把“梭哈”种植牙！

　　有别于上两代，Thomas并不是一个“技术控”，但在瑞士商学院接受了商业管理方面的教育，这为他在公司战略和管理上的决策能力奠定了基础。参照父亲和祖父的方法，Thomas打算通过研发创新产品来争取话语权。他从竞争对手那里挖来了优秀的专家，并继续沿用家族传统的研发风格，钻研种植牙领域的开发。

　　天道酬勤，公司销售额在最初几年每年增长约 20%。两年后，士卓曼公司成功收购了位于瑞士 Aétranger 的生产基地，这是继Saint-Imier 之后的第二个生产基地，也是他们全球战略布局中的重要一环——这确保了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具备强大的生产和供应能力。又过了两年，他们扩建了瓦尔登堡的设施，新增了研发实验室和多条生产线，专门用于新型植入物和相关产品的生产，进一步加强了公司的研发、生产和供应链条。

　　士卓曼公司利用与ITI合作的机会，开发出了SLA®（Sandblasted, Large-grit, Acid-etched）表面技术。这项新技术使牙科植入物的愈合时间缩短了一半，成为牙科植入技术上的又一次重大突破。它对当时的市场进行了强势攻占，并对市场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家族企业转变为公众公司，通过与资本“联姻”，士卓曼公司真正站上了世界种植牙牌桌。这一步，光宗耀祖；这一站，力拔山兮气盖世。

　　迈入千禧年，士卓曼公司在瑞士维莱雷（Villeret）开始运营新的生产工厂，专注于牙科植入系统的生产。2004年，公司总部从瓦尔登堡搬迁至巴塞尔，进一步巩固其全球市场地位。随后的几十年，士卓曼公司通过频繁收购牙科领域的公司来扩展其市场：

　　对丹麦DenTech的收购在2006年完成；2007年收购了CAD/CAM牙科修复技术领导者etkon，进一步扩展了其数字牙科解决方案；2012年收购了Neodent公司49%的股份，并于2015年完全收购，以扩展其在巴西的市场份额。近期，士卓曼通过收购Medentika、Createch和Dental Wings等公司，加强了其数字化和正畸业务，继续在全球牙科植入和修复领域保持领先地位。

　　上市后，股价经历早期稳定后，至2012年后一路猛涨；2022年达到最高峰的士卓曼，股价才刹车。据《Swiss Medical Technology Industry－Sector Study 2022》报告，如今的士卓曼公司已经是瑞士牙科领域最大的雇主之一，拥有超过1,460名员工，全球销售增长约为41.7%，妥妥的是瑞士的医疗企业门面担当。

　　从牵手资本，到成为资本。Straumann家族这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史，是一部创新创业史，也是一部关系互动史。他们深谙技术的密码，洞察组织关系的奥秘，他们占过天时、得过地利、受惠人和。

　　2022年，随着中国种植牙集采政策推行，中国市场格局开始生变，士卓曼公司也迎来斗转星移的新变数。此时的天、地、人是否还正当时？21世纪20年代，还有什么新机会降临给这个百年家族？从种植体“市场莽荒”走到“百花齐放”，士卓曼三代人隔着时空相望的时候，不知道又将作何磋商。

　　坚定、创造、敢闯，Straumann一代目依旧在每一个日夜中“庇护”着族人后代。门有柱石，心有底牌，士卓曼的强势在于其稳固的基础和象征性的图腾。在变数愈发复杂的时代中，士卓曼家族代代相传的“敢作敢当”文化，或许正是他们最大的底牌与传承——同时，也是他们在脱胎为公众企业后，面临的最难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