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侵镍腰究竟什么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华民族是不畏强暴、自立自强的伟大民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抗战期间，有这样一群实业家，他们于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为挽救民族危亡砥砺前行，书写了一部实业救国的热血史诗。本报记者近日走进3家从抗战烽火中走来的企业，从中回望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自立自强的奋斗历程，感悟实业兴国、实干兴邦的伟大力量。

　　“这是我们公司的第一套装置，至今仍在生产工业硫酸。”今年90岁，曾任南化公司总经理、中国硫酸工业协会副会长的郭克礼介绍，1934年，爱国实业家范旭东在南京创办了永利铔厂，即南化公司的前身。

　　时针拨回上世纪30年代，正当范旭东准备大干一场时，七七事变爆发，刚创立不久的永利铔厂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

　　“宁举丧，不受奠仪！”面对日军的威逼利诱，范旭东严词拒绝合作。随后，永利铔厂遭遇了日军的空袭轰炸。

　　为了保存民族化工的火种，时任永利铔厂总工程师兼厂长、着名化学家侯德榜临危受命，指挥工程师和工人们拆卸设备、转移图纸，工人们用扁担挑着拆卸下来的零部件，与小船等工具相结合，通过长江水道向西撤退，最终将部分关键设备运抵四川五通桥，重建工厂。

　　在南化公司的厂史陈列馆里，记者看到了永利铔厂在抗战期间克服困难坚持生产的史料：由于四川当地井盐质量差、价格高，侯德榜放弃了成熟的苏尔维制碱法。在试验近500次、分析了2000个样品后，1943年，侯德榜研发出了“侯氏制碱法”。这一开创性的制碱方法，将制碱与合成氨流程合二为一，生产设备简化了，生产流程缩短了，不仅把食盐中的钠利用率从35%提高到96%以上，成本也降低近四成。

　　新中国成立后，永利铔厂实行公私合营，并组建南化公司，步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第一台高压容器、第一套合成氨、硫酸、硝酸等装置……时代变换，南化公司愈发充满活力。

　　“芯片生产就像在指甲盖上建城市，电子级硫酸便是清洁这座城市所用的水，其纯度和洁净度对芯片的成品率、电性能及可靠性有着重要影响，必须用苛刻标准要求。”南化公司科技发展部转型办负责人季峰崎说。如今，南化公司正在采用蒸发提纯法，从工业级发烟硫酸中提取电子级硫酸产品。

　　“抗战期间‘命可以丢，实业命脉不能断’的骨气，在新时代转化为公司创新发展的锐气。”南化公司总经理刘振宁说，近年来，南化公司一直走在创新发展的路上。

　　9月3日上午，满载30吨液体二氧化碳的槽罐车驶离南化公司，发往江苏油田。这些从化工生产过程中捕集的二氧化碳，将用作驱油剂，助力油田驱油增产。

　　“在CCUS（二氧化碳捕集、利用、封存）这个新赛道上，南化公司建成首个碳捕集重点实验室，每年可捕集40万吨二氧化碳用于油田驱油，并构建了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完整链条。”刘振宁说。

　　耗时9年研发的C307—M型甲醇催化剂，在国内外100多套装置上应用，市场占有率达30%；持续技术攻关，研制的橡胶防老剂6PPD和TMQ成为全球首例获得国际认证的碳中和产品；研发的废酸再生技术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已服务40家企业……如今，这颗长江滩涂上的工业星火，已成为中国化工企业坚持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的成功样本。

　　云南昆明安宁市，坐落着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公司（以下简称“武昆股份公司”）。这家成立于1939年的企业，在战火中诞生，在发展中壮大，挺起了中国的“钢铁脊梁”。

　　时光回溯到1937年，上海沦陷后，中国电炉炼钢创始人之一的周仁，为保护科研成果，将工程所需大量的仪器设备和书籍资料装成700个大箱子，于1938年秘密带离上海。历经一年长途跋涉，辗转香港、越南，最后从滇越铁路抵达昆明。

　　强国必先利器。“一个国家没有钢铁就像人没有骨架。”周仁不断奔走呼吁，希望借助现有的设备和技术力量，为云南建一个钢铁厂。

　　1939年2月22日，在爱国人士的联合支持下，公私合股的中国电力制钢厂应时而生。同年11月，云南钢铁厂也正式成立。自此，作为昆钢前身的制钢厂和云南钢铁厂，承载起了“钢铁救国”的梦想，在炮火硝烟中艰难起步。

　　建厂过程充满艰辛。彼时的滇中，没有现代化的厂房，没有先进的冶炼设备，甚至连电力供应都难以保障。在这样艰苦卓绝的条件下，1941年8月28日，工人们炼出了第一炉钢水，浇出了9根钢锭，这些钢材全部被运往抗战前线。

　　建厂之路并未就此平坦。云南钢铁厂从一开始便引起了日军的注意，屡遭空袭。1941年3月9日，日军飞机轰炸了正在建设的一号高炉，两名工人不幸遇难、重伤两人、轻伤10余人。

　　国仇家恨进一步激发了建设者们的生产决心。1943年5月24日，云南钢铁厂利用轮船主体动力设备改造而成的71立方米小高炉首次出铁，成为云南高炉炼铁工业的发端。

　　“从建厂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制钢厂和云南钢铁厂贡献了1万多吨铁水、4000多吨钢材，并培养了首批工程技术人员。”武昆股份公司党委宣传部部长王晓江说。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电力制钢厂和云南钢铁厂的名称几经变迁。1953年，两厂合并为钢铁管理局西南钢铁分公司105厂，1955年，更名为昆明钢铁厂，昆钢的简称沿用至今。

　　走进现在的武昆股份公司厂区，曾经高耸的烟囱不再冒出黑烟，炼钢车间里听不到刺耳的噪声，取而代之的是智能化的控制系统、整洁的生产环境和随处可见的绿植。这家老钢铁企业，正展示出绿色、智能的新形象。

　　焦化、炼铁、炼钢、轧钢等作业实时画面和设备运行数据“一屏尽显”，来回旋转的机械手臂完成对样品的精准化处理……“智慧中心可实时收集和分析全工序生产数据，每天可自动生成3500余个生产技术指标情况，并实时调整生产计划，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武昆股份公司制造管理部生产运营管制中心负责人王立成说。

　　从战火中走来的昆钢，始终坚守“钢铁救国”“钢铁强国”的信念。如今，它正以崭新的姿态，在科技自立自强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作为中国高强抗震钢研发生产的先行者，武昆股份公司是全国首家获得抗震钢生产许可证的企业。2024年，公司研发生产工业线万吨，成功形成焊丝、拉丝及冷镦用钢三大系列深加工用材产品；自主研发的系列矿用U型钢，一举补齐云南省及周边地区U型钢生产的短板，为区域工业发展提供了关键材料支撑。

　　“不屈不挠、自力更生”。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武昆股份公司始终坚守从抗战时期传承下来的精神，诠释着从实业救国到实业兴国的时代跨越。

　　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南郊，泸江水奔腾不息，一座历经80余年风雨的水电站依然轰鸣运转——这里是南方电网开远南桥电厂，中国历史上第三座水电站。

　　抗战期间，云南个旧锡矿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为确保其生产动力需求，在当地建设一座现代水电站迫在眉睫。1937年2月18日，电厂正式动工，目标直指“利用泸江河水力发电，输至大屯以供个旧锡矿冶炼”。

　　工程伊始，便面临设备运输难题。从主厂房到山脚，仅有一条牛车古道可以通行。896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变压器等庞然大物，只能依靠二三十名工人用麻绳、圆木拖拽前行。

　　1940年12月，日军两次空袭电厂，5枚炸弹在厂区爆炸，最近一枚距主厂房仅50米。引水钢管被炸毁，厂房受损，工程被迫中断。

　　直至1942年3月，电厂重建才提上日程。在断壁残垣中，时任厂长叶家恒带领团队创新性采用分段施工法，将5.7公里引水渠分为27个标段，动员民工110万人次参与建设，硬生生在悬崖峭壁间凿出一条“人工天河”。

　　历时17个月，两台进口机组终于顺利发电，并沿44.8公里线路输电至个旧。通电后，个旧锡矿日产量提升30%，源源不断的锡锭通过滇越铁路转运支援至抗战前线。时任云南矿业公司总经理缪云台评价：“南桥电厂之建，实乃抗战工业之柱石。”

　　南桥电厂不仅点亮了矿区，在当地，利滇电石厂、机制白糖厂等工业企业迅速涌现，滇南电网雏形初现。《云南电力工业志》记载：“南桥电厂是开远工业化的起点，其意义远超电力本身。”

　　新中国成立后，南桥电厂归口云南省电业局管理。1955年7月，南桥电厂3号发组（哈尔滨厂制造）投产，该机组采用当时国内最先进的混流式技术，其核心部件如转轮、主轴等均实现了国产化。

　　如今，南桥电厂依旧生命力蓬勃。厂区内，3台老水轮发电机组经过改造后仍在勤恳“服役”，年发电量超过1000万千瓦时，80多年来累计发电量超过6.5亿千瓦时。

　　2009年，南桥电厂实施数字化改造，利用信息系统实现“四遥”功能，实现“无人值班、少人值守”，机组效率从85%提升至92%。目前，南桥电厂总装机容量2792千瓦，年均发电超过1000万千瓦时，可供超过3000户家庭一年用电。

　　而在红河州，以南桥电厂为数字化改造起点，其电网也步入智能时代。220千伏变电站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完成高空安装、钻坑埋线千伏线路上，自动化装置精准接入导线和发电车；“电鸿”物联系统使停复电操作从40分钟缩至手机一键完成，大幅降低作业风险……这幅更智能、更安全、更高效、更绿色的现代化电力图景，正是南桥电厂“生命力”延续的生动注脚。

　　2023年，南桥电厂入选中央企业工业文化遗产（电力行业）名录，今年再获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电力工业遗产”称号。“作为南桥电厂现行管理方，今年我们将投入约70万元改造南桥电厂历史文化展厅，后续还将投资300余万元，用于长期智能化改造升级，提升运行效能。”云南电网试验研究院（集团）副总经理孙伟忠说。

　　南桥电厂这位八旬“老兵”以其沉稳的轰鸣，履行着自己的使命。它见证了我国民族工业的坚韧与智慧，成为活着的工业遗产，走出了一条现代科技加持、历史文化厚植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