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届六中全会：从理论自觉到道路自信

　　经历了自1927年之后10年艰难革命路程的磨砺与考验，特别是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的熔炼与淬火，在抗战烽火燃遍大江南北、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了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当时，抗战形势严峻而紧迫，但仍有中央委员17人、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区负责人38人参加会议，为1928年党的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由此可见党中央对召开此次全会的高度重视与充分期待。正如毛泽东后来回忆，中国党的历史上有两个重要会议，一次是1935年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而“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道路决定命运。六届六中全会之所以具有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根本在于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道路和历史使命。

　　在六届六中全会之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从总体上来说，是在艰难和曲折中缓慢地推进前行。虽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早已走上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实践之路，但是由于党内对中国革命的道路、对革命形势的判断以及对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等重大问题的理解和把握，从思想到理论仍不成熟、并不统一。为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重大争论和原则分歧，毛泽东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即投入到对中国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积极思考之中。而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的孜求与探索，无疑为六届六中全会作了充分而坚实的思想酝酿和理论准备。从1935年12月到1937年8月，毛泽东先后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和《矛盾论》等着作，系统地解决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问题。这四篇着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实际，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全面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路线问题，已经勾勒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特征与气象。从1930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到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思想理论不断走向自觉与成熟。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充满自信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任务和发展道路，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中国共产党必须“学会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全会还以决议的形式，号召全党要“学会灵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这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和把握，已经克服并超越了狭隘的经验性认识，成熟并升华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原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和本质的认识实现了质的飞跃。可以说，自六届六中全会开始，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始终沿着更加自觉、趋向成熟的方向发展和前进，这是六届六中全会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事业最为重大的历史性贡献。此外，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运用了“实事求是”的概念，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实事求是这一中国化的概念表述和科学命题，是对全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要求，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成为党领导人民夺取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思想保证。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按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原则要求，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一系列重要文件，着重运用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指导解决党内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自由主义等突出问题，加强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从而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其中，“四个服从”的首次提出、政治规矩与纪律的重申和强调等等，不仅在当时有力地维护了党中央的权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领导，对时至今日党的建设依然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六届六中全会的中国共产党，彰显出坚定的理论自觉，充满自信地开辟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道。近8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擎理想与信仰，坚定的脚步不断拓展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崭新境界。实践证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通向真理的道路就会越走越宽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