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的预演英国军舰突袭日本长崎却引发幕府近代化改革

　　编辑按语：在19世纪中叶左右，所谓的“鸦片战争”和“黑船入侵”常常被视作西方列强通过强大的舰船和火炮武力打开东亚大门的象征性事件。然而，西方列强早期对东亚的军事试探和冒险已经从19世纪初就开始了。本文将探讨19世纪初“费顿号”事件，揭示当时英国与日本的历史碰撞。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中国、日本和朝鲜等东亚国家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奉行严格的锁国政策。与此同时，由于长期的和平局面，东亚的军事力量逐渐衰退。例如，清朝的海军已经不再拥有双层甲板的大型战船，旧式的赶缯船也几乎全部退役。尽管新型米艇和同安船的航海性能有所提升，但在火力方面，它们仍无法与大型战船相提并论。日本方面，曾经在濑户内海显赫一时的铁甲船和安宅船，已经风光不再，取而代之的是轻型的关船和小型的“早船”，成为德川幕府时期水军的主力。然而，欧洲却处于一片战火纷飞的局面，军事力量得到了显着增强。英国海军在19世纪70年代大量建造新型战舰，其中以爱德华·亨特爵士设计的“密涅瓦级”护卫舰为代表，这类舰艇的性能在当时堪称一流。

　　英国海军为了应对更为强大的法国海军，重新制定了舰艇设计要求，强调装备更重的火炮，尤其是18磅口径的大炮。于是，由爱德华·亨特爵士设计的“密涅瓦级”护卫舰应运而生。该类舰艇的长度为43米，宽11.84米，吃水深度4.22米，排水量达到938吨。舰上装备了28门18磅炮和10门6磅炮，具有较强的火力。整个系列共建造了四艘，其中“费顿号”是第三号舰。这艘舰于1782年6月12日在普利茅斯造船厂开工，12月27日完工并正式服役。

　　“费顿号”在服役后参与了许多重要战役，并且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它参与过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海上冲突，并在拿破仑战争中屡立战功。然而，在1803年，这艘舰被派往远东服役，进入亚洲水域。1808年，弗利特伍德·派鲁上尉被任命为“费顿号”的舰长。派鲁上尉并非普通海军军官，他是英国海军名将爱德华·派鲁的儿子。像父亲一样，派鲁有着火爆的脾气，但不同的是，他常常做事冲动，不计后果，最终这一点为他带来了许多麻烦。

　　派鲁上尉接手“费顿号”后，立即执行任务，目标是打击在亚洲活动的荷兰船只，包括商船和军舰。对于大清帝国，英军并未完全了解其军事力量，因此派鲁的目标主要指向了日本。当时，日本的德川幕府将外贸几乎全部交由荷兰负责，因此派鲁决定先在日本海域进行试探。1808年10月4日，挂着荷兰国旗的“费顿号”悄然进入了日本的长崎港。由于当时日本对外国舰船的认知较为有限，他们未能通过细节识别出这艘船的真实身份。当日本当局看到荷兰国旗，便允许该舰进入港口，甚至荷兰商馆也未察觉异常，反而派出了两名代表，保森尔曼和西金穆尔，前去迎接。

　　然而，随着两人登船，“费顿号”迅速采取了行动，立即扣押了他们，并将荷兰国旗降下，换上了英国国旗。舰上还派出了装备6磅炮的舢板炮艇，开始在长崎港内搜索荷兰船只。这一行为简直就是海盗行径，英军的这种做法令日本当局震惊不已。长崎奉行所随即发函要求英军释放人质，但派鲁却冷回应道，希望日本提供水和食物等物资。

　　荷兰商馆长亨德里克·杜夫为此向日本当局求情，表示希望两名被扣押人员能够安全归还，并提醒日本方面尽量避免与英军冲突。长崎奉行松平康英对此做出了双重反应，他一方面同意荷兰的请求，另一方面命令驻守长崎的佐贺藩和福冈藩的驻军做好战斗准备。然而，在实际行动中，佐贺藩的驻军远不足千人，实际只有约百人，且此时正值值班交接，松平康英意识到面对英军的威胁，硬拼无望。于是，他急忙向其他九州藩请求增援。

　　次日，派鲁向松平发出更为严厉的要求：释放保森尔曼，否则将对长崎进行炮击。考虑到援军仍未到达，松平不得不屈服，并答应提供一部分物资作为过渡。尽管派鲁看出日本方面的拖延手段，他也知道若真的对抗，自己未必能在长崎港占到优势，尤其是荷兰商船随时可能抵达，届时局势更加复杂。在获得一部分物资后，派鲁决定释放西金穆尔，并准备启航。

　　10月6日凌晨，大村藩主大村纯昌率兵赶到，松平与他连夜商议对策，但“费顿号”已悄然起锚离港。虽然日本方面未遭重创，荷兰商馆也未有人员伤亡，但长崎奉行松平康英却因缺乏足够的守备力量，不得不屈从英军的无理要求，遭到幕府严厉追究。最终，松平因失职而切腹自杀，佐贺藩主锅岛齐直等高官也因兵力削减而受到惩处。

　　这一事件给幕府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幕府因此加强了对外国船只的防备，并在1825年发布了《异国船打私令》，规定一旦发现未经许可的外国船只接近日本海岸，立即开火并进行压制。这一事件也促使佐贺藩在随后的岁月里逐步开始现代化进程，最终为日本的明治维新打下了基础。

　　幕府对外来威胁的警觉也在此时上升。日本开始派遣翻译人员学习英语和俄语，并编纂了第一部英日词典。与此同时，弗利特伍德·派鲁尽管借父亲的关系继续升职，但他在军中的地位并未稳固。最终，他因内部分裂在1814年爆发兵变，虽被调回岸上，后续的30年里再也没有线年，他重返现役，然而再度因军舰上的兵变而被召回，直到1861年去世。

　　“费顿号”事件不仅反映了19世纪初英日之间的紧张局势，也展示了当时日本在面对外来威胁时的困境和应对方式。通过这一事件，历史也向我们揭示了日本逐步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