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应当怎么加

　　从1997年计算机程序“深蓝”战胜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到2016年人工智能围棋程序“阿尔法狗”战胜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在这大约20年间，人们对人工智能在特定领域中是否能够超越人类自身的智力进行了大量争论。近两年来，随着ChatGPT等通用模型及一些专用模型的涌现，如何加快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怎样应用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等，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如今，人工智能技术已进入实用阶段，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渗透并引领各个领域、各行各业发展。在这样的基础上，再去理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强调的“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更能深刻体会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深度不断发展。

　　人工智能的发展，一方面依赖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体现在场景应用拓展。“人工智能+”推动技术创新进步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涵盖了从基础技术研发到实际应用落地的一系列环节，“+”的后面可以是各行各业、千百场景，涉及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

　　理解“人工智能+”的内涵，就需要认识技术革命的经济周期特征和迭加效应，这分别构成了“人工智能+”的宏观基础和微观基础。工业化以来，每次技术革命都带动经济发展形成一次波动，波动周期约50年，波动的上半期表现为所对应新兴产业快速成长和规模扩张，波动的下半期表现为该新兴产业的成熟和新技术对其他已有产业的渗透改造。人工智能是本轮技术经济周期中的引领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是体现出下半期技术与各个产业深度融合的特征。

　　人工智能的迭加效应，既体现为不同人工智能技术的集成，例如，基于文本、音频、图像的生成式智能模拟可以集成为多模态大模型，也体现为与其他新兴技术的集成，例如，与虚拟技术迭加可创造出“数字人”，与机械制造技术迭加则创造出人形机器人、智能汽车等智能体。在此基础上，互联网可为人工智能提供无限数据，无线传输技术、核聚变技术可为人工智能提供无限动力。这种迭加效应，是不同技术及其产业间的相互赋能，是未来产业形成和发展的微观基础。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着新的十字路口。从科技角度看，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两大奖项与人工智能研究相关，表明人工智能在科学研究上的作用越发显着。从经济角度看，智能产品不断创新，技术迭代速度加快，各种工业大模型、自动驾驶汽车、人形机器人、低空智能载运工具等领域成为新的“蓝海”，每一个领域都将形成一个巨大的产业链，带动经济增长。从集群角度看，物理空间内无人的、自主运行的智能科学城、智能制造区在不远的将来有望成为现实。从国际关系角度看，人工智能成为技术经济竞争和国家战略安全的焦点，世界主要国家围绕人工智能的竞赛进入白热化阶段。同时，人工智能治理成为关键，因为人工智能自主性的提高将大规模放大其影响，治理不及时将引发失控危机。

　　我国发展“人工智能+”具有良好基础。国家部署了智能制造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印发实施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从研发、应用推广和产业发展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我国语音识别、视觉识别技术世界领先，文生音乐模型、文生视频模型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技术快速演进，多个千亿参数基座大模型发布，智能体应用逐步拓展，矿山大模型、物流大模型、港口大模型、医疗大模型等已经在各自领域落地生根，这都将对制造业、服务业的进步带来重大影响。根据斯坦福大学2024年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实力排行榜》，我国居世界第二位，在研发、经济和基础设施方面表现尤其突出。

　　把握“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需要相关部门在战略规划、科研投资、人才培养等方面更加重视前瞻布局，而成效则主要体现在领军企业、新兴企业是否能够发挥主导作用。同时，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是人工智能发展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因此，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把人机协调贯穿始终，促进人类智能、离身智能、具身智能相互协调。

　　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关键在于推进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其中，改革的核心在于粮食政策创设与制度创新，调动和保护好农民种粮积极性，让农民种粮有奔头，让政府抓粮有动力。

　　在当前中国的发展进程中，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是两个至关重要的战略方向。这两大战略的实施，不仅关系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步骤。

　　城市是科研机构、人才、设施等创新要素最为集中的地方；城市自身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城市的创新及发展，既需要制定明确的目标，还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律和原则。

　　全过程人民民主以聚焦民生的方式促进机会公平、打破利益藩篱，让维护社会正义的机制更加完善，持续性地疏浚社会成员上升发展流动渠道，确保每个个体都拥有人生出彩、梦想成线

　　契合数字化、智能化的传播格局，适应Z世代拥抱变革、表达活跃、实践奋进的代际特征，以更鲜活的话语、多元的样态实现有效触达，彰显理论的生命力与引领力，是做好新时代理论传播的应有之义。

　　人工智能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最重要的先导产业、基础产业和战略性产业，正在通过生产要素、生产资料更新、重组，生产关系、生产制度重塑，成为最具潜力、带动力和深刻影响力的新质生产力引航。

　　共建“一带一路”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实现共建国家的共同发展与繁荣。经过11年的共同努力，一大批标志性项目相继建成并投入运营，为共建国家带来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经济学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角色，应该是在科学决定气候目标的基础上，主要研究如何以成本最小化的方式实现该目标，而不是将经济考虑凌驾于科学之上，由经济学决定温升应该控制到什么程度。

　　数字丝路是我国新时期发展的战略性选择，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数字丝路贸易的伟大实践正在使古老的丝路焕发出新的光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显着加强，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建设路径都更加明确，要求更加清晰，学科建设明显提速，突出体现在学术创新、实践支撑、人才培养等方面。

　　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学科建设涵盖了高等教育体系中为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需求而设立的大量相关专业和研究方向，在实践中也是由一个庞大的职业群体共同推进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伴的城镇化进程。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理论创造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的深入，数智化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动力，助力中国实现美丽中国建设和“双碳”目标，为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网络梗”越来越成为网络空间讲好正能量故事的优良载体。加强“梗能力”建设，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的重要途径。

　　与“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设恰恰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碳中和”背景下，有必要将具有高碳汇水平且集中分布的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当中，实施具有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用途管制策略。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