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鱼道怎么样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1927 年春天以后，随着蒋介石叛变革命，南京和武汉国民政府相继“清党”和“分共”，革命形势跌入谷底。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由此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几十年的响亮口号。

　　在成立的最初阶段，中国共产党把主要精力放在宣传“主义”和组织工人上。在党看来，这是由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本质决定的，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正因如此，对有人热衷于搞枪杆子的做法，党曾经一度持批判态度。

　　在宣传“主义”方面，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立者，十分重视共产主义的宣传。陈独秀早在1915年即创办《青年杂志》，一年后《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后逐渐成为时代的号角，引领了一批又一批青年人。李大钊在1919年《新青年》第6 卷第5、6 号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向国人大致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这些宣传在党成立初期的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因为此时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它的一些概念并不像今天这样为大家所熟知，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也大都是读过一些书的知识分子。在这样的情况下， 让农民占大多数的民众接受并认可马克思主义，并继而起来为之奋斗，宣传似是唯一可行的选择。此时，站在时代的前列看清时局，指出革命的对象，并以此宣传和动员民众， 汇集最大的革命力量，显得尤为重要。

　　在组织工人方面，中共党组织在上海、北京、济南、武汉、长沙、广州等产业工人比较集中的城市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这些城市毕竟是在军阀的直接统治之下，运动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那时，工人运动开展比较突出的，一个是北京郊外的长辛店，一个是湘赣边界的安源。安源煤矿，共有矿工1.3 万多人，所产煤经过株萍铁路和粤汉铁路，运至湖北的汉阳， 供汉冶萍公司炼钢用。在安源煤矿附近，又有铁路工人1000 多人，煤矿加上铁路，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一个产业工人集中地。当时负责湖南党务的毛泽东很重视安源路矿的工人运动，先后派李立三和刘少奇到安源工作。他们以“平民教育”为名， 在安源开办平民小学和工人补习学校，在其中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并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在安源，有合法身份的工人俱乐部通过罢工等方式为工人争取了大量的利益，也使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深入人心。

　　无疑，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初期所开展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一个革命的政党， 如没有“枪杆子”，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黄埔军校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黄埔的学生军让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体会到，这支部队是国共合作中两党用政治训练和严明纪律打造的一支新军，它是那么与众不同：完全没有军阀部队的旧习气，一切都是崭新的，军官和士兵不仅英勇战斗，更明白为什么战斗，为谁打仗。在这样的背景下，1924 年11 月，周恩来赴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即选调优秀共产党员到各部门任职，还代表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在黄埔军校的中共党组织，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不仅如此，中共广东区委还直接领导了一支革命武装——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中共中央也在1925 年的四届二中全会上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 12 月12 日又将军事运动委员会改为军事部， 这是第一个专门从事军事工作的组织。1926 年7 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建党以来的第一份《军事运动议决案》。

　　但是，中国共产党在此时并没有能真正掌握一支有力的武装，以致在蒋介石突然背叛革命时，我们的武装力量极其弱小，甚至束手无策。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中共六大，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的有30 多万，被监禁的有4600 多人。中共党员的数量从1927 年5 月时的5.7967 万人，一下子降到11 月份时的1.765 万人，损失的幅度几乎达70%！

　　面对局势骤然巨变，下一步怎么走？这个问题非常急迫地摆在中国共产党的面前。但中共中央领导层中一些人的认识一时并没能跟上急遽变化的局势。1927年4月27日至5月9 日，在武汉召开了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时，距离四一二政变过去仅仅半月余，全党上下最为关切的是如何认清当前的严峻形势，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怎样继续革命。但是，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对此只是作了这样的表述：“现在革命已进到第三个阶段，封建分子与大资产阶级已转过来反对革命。在这阶段中，革命势力之社会基础是无产阶级、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联盟。”并且认为：“现在的时期不是革命低落的时期，而是紧张剧烈的革命斗争时期。”

　　5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湖南工农运动所引起的纠纷，会形成全部政局上很严重的问题。纠纷之起因，一方面是由于蒋介石叛变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湘籍军官在内）的势力及宣传，动摇了国民党领袖的工农政策，一方面是由于贫农幼稚行动如均分财产对于土豪劣绅之逮捕罚款以及关于宗教道德革命等，引起了小资产阶级小地主尤其是军人之剧烈反对。”显然，会议认为农运过火是导致合作破裂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其实，在没能独立掌握武装力量的情况下，党唯一比较有力的凭借便是工农运动，以及由此动员起来的广大群众。

　　令人欣慰的是，这并不是全党唯一的声音。早在1927年初，毛泽东在实地考察了湘潭等五县的农民 运动之后，认为批评农民运动“过火”的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他进一步说：

　　“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 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 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毛泽东的认识明显高明多了。他认识到所谓“过火”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也看到了其必然性和积极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指出了革命的暴力性质。既然革命是暴力的，那么暴力的革命必然要求革命的暴力，即枪杆子。虽然毛泽东此时还没有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但他的思想深处无疑已经有了这样的认识。

　　到了7月份，局势更加严峻。7 月4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上山”和“投入军队中去”的策略，并说“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反之， “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这并不是毛泽东突发的念头，而是对中国革命实际情况深入了解和分析之后得出的符合实际的结论。早在6 月份，毛泽东就提出要发动群众，恢复工作，山区的人上山，滨湖的人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在7 月上旬，他又和蔡和森谈及形势，并由蔡和森致信中央政治局常委：“我们提议中央机关移设武昌，同时中央及军部应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枪杆子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已是十分重要且关乎全局的成败了。

　　8月7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上，面对中国革命异常险峻而复杂的形势，面对国民党这个强大的敌人，毛泽东没有照搬俄国的革命经验，没有言必称马列地将问题停留在理论分析上，而是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斗争的需要，响亮地提出：

　　“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毛泽东的话，是针对瞿秋白等人讲的。当时在中央领导机关内部， 形成了只注重城市斗争而忽略发动农民群众武装斗争的“左”倾错误。毛泽东的观点，并未得到党内一些主要领导人的赞同。后来毛泽东回忆：

　　“瞿秋白犯路线错误。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

　　而复杂的形势，面对国民党这个强大的敌人，毛泽东没有照搬俄国的革命经验，没有言必称马列地将问题停留在理论分析上，而是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斗争的需要，响亮地提出：

　　“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对抗国民党反动派以反动武装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最直接有效的就是以革命的武装去反对它！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最有影响力的三次大起义。

　　南昌起义是武装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开始。1927 年7 月31 日晚上， 全南昌市宣布戒严，将近凌晨2 点钟的时候，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北伐军3 万余人，在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全城内外响起了一片激烈的枪声。到天亮时全部结束战斗，歼灭了敌人1 万多人。南昌起义的意义无需赘言， 它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为过。由此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拿起枪杆子干革命。

　　秋收起义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的一次武装起义。毛泽东还为此专门填了一首《西江月·秋收起义》的词：

　　秋收起义虽然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全国革命形势低落等原因而失败了，但它锻造了一支队伍——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这支队伍在秋收起义之后，根据毛泽东当机立断的命令，改变原有部署，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在文家市，毛泽东向全师指战员说：

　　现代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 有枪杆子才能打倒反动派。这次武装起义受了挫折，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当前力量还小， 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 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

　　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大的起义。这次起义在广州这个华南最大的城市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但由于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坚持只能以城市为中心，必须“进攻进攻再进攻”，政权在坚持3 天之后便遭到了强大敌人的反扑。

　　到底怎样才能找到一条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在继续探索着。

　　在井冈山建立工农武装割据之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作了深入的思考，回答了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毛泽东认为，红色政权之所以能存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

　　“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 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 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随后，毛泽东等人又在赣南、闽西建立起中央革命根据地，并在1931 年11 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它对内先后颁布了各种法律，使各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有着共同的章程可循；对外可以用国家政权的名义进行对等的交涉或发出公开号召，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但由于中共中央“左”倾冒险主义的发展，蒋介石军事、政治战略的改变等原因，第五次反“围剿” 以失败告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中央苏区，实施战略转移，并最终在陕北落脚。

　　到达陕北之后，时代的主题已经由土地革命逐渐向全民族抗战转变。中日民族矛盾已经超越阶级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事实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才能挽救中华民族。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拿了10年的枪杆子该怎么处理？这是一个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

　　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在1937年12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的错误主张，否认共产党在抗战中争取领导权的重要意义，否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这些， 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主张放弃枪杆子。在蒋介石时刻都磨刀霍霍的时候，这样的主张是十分危险的。

　　毛泽东则比王明清醒得多，他充分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在扩大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结论时，再次强调了“枪杆子”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 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全民抗战，把劳动人民推上了战争的舞台，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这个战争的最自觉的领导者。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同样是拿枪杆子，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在于与人民的关系， 共产党是为人民拿枪杆子，也就是毛泽东说的“要争人民的兵权”。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的五星上将马歇尔参观延安，他感慨地说： “在延安，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人民’……中国人民如何，世界人民如何。‘到人民中去’，‘向人民学习’，这些都是口号，但又包含着比口号更深的意义，代表着一种极深的感情、一种最终的信念。”

　　这位美国将军明白了中国共产党人取得胜利的原因。这就是毛泽东1947年10月18 日给中共佳县县委题词所说的：“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

　　1948年10月，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第一兵团司令、吉林省政府主席、陆军中将郑洞国在长春放下武器投降。几年后，郑洞国去上海就医路过北京时，当年围困长春的人民解放军将领萧劲光和萧华，请他吃全聚德烤鸭，希望他出来为人民做一些事情。在上海养病期间，郑洞国请求参加新中国建设。经毛泽东提议，他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不久，毛泽东请郑洞国吃饭，席间郑洞国赞叹毛泽东的理论水平，毛泽东却这样回答他： “拜人民为师，这就灵了。”

　　在改变中国命运的革命战争中， 共产党最终战胜国民党，人民解放军最终战胜国民党军队，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这其中的原因， 关键不在枪杆子本身硬不硬，而在谁站在人民的立场代表人民。人民群众的意志、智慧和力量，即民心所向、民智所施、民力所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等人的正确领导之下，深刻总结历史经验， 反思“左”和右的错误教训，紧紧握住为人民打仗的枪杆子，从而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并最终用人民的枪杆子，缔造了一个全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