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家魏斐德：不简单把西方理论应用于中国历史研究

　　魏斐德（FredericE.WakemanJr.,1937—2006年），二战后美国中国学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被称为美国汉学界的“三杰”之一。他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执教40年，创立了该校的中国研究中心，并先后担任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中国文明研究委员会主席（1974—1979年）、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会长（1982—1985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席（1986—1989年）、美国历史学会会长（1992年）等职务。作为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的创建人之一，魏斐德从1974年开始，多次访问中国，为两国的学术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魏斐德与中国研究的结缘可以追溯到他青少年时期跟随父亲远航多国的心路历程，独特的航海经历使得他能够更加包容地接受不同背景的文化和思想。1959年哈佛毕业后，魏斐德前往法国巴黎政治学院主攻东南亚研究，从此被中国深深吸引。从巴黎回国后，魏斐德在伯克利拜入约瑟夫·列文森门下攻读中国历史方向的博士学位。

　　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使得很多美国青年开始反思美国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和世界观。在此环境中，魏斐德深切地感受到有必要弄清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进行革命的，在《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一书中，魏斐德力图去构建一种“知识情境”，并在其中探讨毛泽东思想观念和思想行动之间的关系，以此解释在中国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独特性。

　　1972年，中美关系的坚冰开始融化，魏斐德从此开启了推动中美学术交流的事业，并多次访问中国，激发了他对中国历史研究一系列新的兴趣。1979年6月，魏斐德随同美国明清史研究的专家团来华访问，十分激动地参观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如获至宝，他意识到，这些尘封已久的档案，完全可列为20世纪重大发现之一，将极大地推动中国历史研究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到了20世纪90年代，魏斐德的研究已从明清史转到了上海史领域，中美学术日益充分的交流，使得美国学界对90年代中国的了解远远超过了60年代。

　　早在伯克利读博的时候，魏斐德就深受其导师列文森的影响。魏斐德清楚地意识到，列文森试图用时间性来解决文化认同的现代危机，却随之引起了空间问题，即特殊性如何能与一种普遍的世界历史相容。魏斐德始终对“西方中心论”所造就的历史叙事危机保持警惕，在1992年的美国历史学会就职演说中，魏斐德认为，“为时半个世纪的美国霸权已成过去。我们现在应该认真思考对待那些狭隘、自封、带有种族偏见的文化伦理所带来的挑战”。

　　魏斐德的学生和知交周锡瑞曾指出，“对于魏斐德来说，仅仅指出中国的独特性远远不够，他渊博的学识很早就让他意识到：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特殊性，含糊地指出‘中国个性’特殊，并不说明问题。历史学家的使命在于准确地分析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及发展轨迹为何并怎样有别于世界其他国家”。比如，魏斐德曾表示过，我们不要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像欧洲一样出现工业化，而要问欧洲为什么和中国等大多数国家不同，产生了工业革命。在《洪业：清朝开国史》一书中，他开篇即表明其研究框架建立在中国与全球贸易体系、世界货币体系和气候演变的关系比较基础上。正如艾森斯塔特所赞赏的那样，魏斐德的分析指向了一个在世界史研究中最迷人的问题，即制度模式与其大环境，特别是与国际环境之间的关系。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魏斐德陆续发表一系列文章，不断地强调正确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开展中国史研究的必要前提，中国和欧洲都是世界的一部分，它们与世界紧密联系、相互影响、互相依存。1985年，他在《广东社会科学》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中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的论文，表示他并不完全认同沃勒斯坦把16、17世纪的欧洲历史当作世界性的模式，同时也强调研究中国史要注意到世界性网络的影响。1997年，在《世界历史背景下的中国》一文中，他更是指出在长时段的历史结构中，中国的发展并不落后于欧洲，在比较的过程中要特别注重中国发展的自身特点和模式。由此可见，魏斐德并没有把中国看成是世界史研究的一个案例或者注脚，而是不断刻画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主体性，并预言中国的发展必将势不可挡。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中国学界逐渐形成了足以促使认识论转型的力量，即后来被柯文称之为“中国中心观”的新趋势。其中，早在1975年，魏斐德等人就意识到，19、20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种从18世纪和更早时期发展过来的内在结构和趋向，若干塑造历史的极为重要的力量一直在发挥作用。他指出：“社会史学者认识到，从1550年代开始到1930年代的整个时期构成了一个连贯的整体……所有的这些根植于晚明的变化现象一直持续发展到清，甚至某些方面在20世纪早期才达到顶峰。”

　　这种强调中国历史连续性的整体视野实际上意味着，魏斐德力图证明晚期帝制中国的社会并非西方中心论者所描绘的停滞不前，而是存在持续不断的内部演进，呈现出相当的活力，正如柯文所述：“（这）是一种活生生的历史情势，一种充满问题与紧张状态的局面，对这种局面无数的中国人正力图通过无数方法加以解决。”因此，魏斐德在审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起步时，特别指出绝不能将西方现代化的发展轨迹和模式套用于中国，要注意发掘中国社会文化中所存在的导向世界轨道和现代化的自身因素。在其学术生涯的核心课题——近代早期秩序与混乱的斗争中，魏斐德认为从晚明到20世纪早期代表着一种新旧模式的断裂和演进，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努力作了铺垫，而这种变化是中国自身发展的结果，包括各种不同的形式，诸如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众识字率的提高、国内贸易的扩展等。

　　因此，当改革开放将中国同世界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之后，魏斐德的研究兴趣开始从明清史转向上海史，他认为，要想更加完整地书写明清以来的中国，需要将晚清的改革、辛亥革命、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联系在一起。晚清以来，上海作为中西交融、碰撞的一个中心，其城市治理，尤其是警察制度的改革成为魏斐德研究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上海警察》的出版，代表着魏斐德力图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探讨现代中国国家治理力量产生的根源，也代表着其对晚清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演进本质的一种独特阐释。

　　在解释中国早期现代性产生因素的时候，魏斐德特别注意概念使用的语境范畴，尤其是中华文明特有的演进逻辑使其一向主张不能把西方理论简单应用于中国历史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中国学界开始特别关注中国的公共领域问题，魏斐德在《中国明清朝代公共领域的界限》一文中明确批评了那种把哈贝马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模式机械地套用在中国历史经验中的做法，他指出，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都会导致某种目的论暗示，而中国并没有出现如通常所言那种西欧国家的公共领域。因此，这种概念的任意使用实际上背后依然是西方中心论的体现。

　　魏斐德在纪念其导师列文森的文章中阐释了其对自己一生的影响，列文森认为，“当人们对中国历史的理解，与对西方历史的理解二者互相强化时，我便看见了一个世界的形成”。这实际上也构成了魏斐德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本质认识的基色，即中华文明和中国人民一直按照自己独一无二的模式生存和发展着，中国的现代化在自身文明和历史的积淀中成长，不是西方模式的复制品，也无法直接套用西方现代化的轨迹和概念。这也进一步表明，魏斐德的研究始终在力求寻找中西方文明之间的共生之道，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关系的协调。其着作从明清开始，延续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并没有用一种“他者”的眼光去审视中国，而是始终秉持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文明发展的多样性原则，倡导以包容、开放的心态去看待每一种文明自己独特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