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沟油变飞机燃料？能源专家李婷：别嫌弃这是低碳投融资风口

　　为积极响应国家碳中和远景及全球减排目标，呼应即将在迪拜世博城举行的第二十八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 28），凤凰卫视、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北京代表处以及落基山研究所（美国）北京代表处（RMI）于2023年11月1日-2日主办第三届零碳使命国际气候峰会，主题为“共绘 共筑 共赢 可持续未来”。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大道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C Team）、凤凰网联合主办本次峰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COP28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主席国身份参与。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阿联酋驻华大使侯赛因本伊卜拉欣哈马迪、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欧盟驻华大使庹尧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代表涂瑞和、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会长房秋晨等近80位嘉宾出席峰会，就绿色可持续未来、气候投融资模式创新、科技创新促进产业低碳发展、零碳旅游及智慧出行、重点行业供应链绿色转型、食品行业与消费品行业的低碳转型等话题分享、交流。

　　1.李婷结合过去十多年的低碳发展经验得出，我们正处于以创新驱动根本性变革的关键时期，循规蹈矩是行不通的。相比过去依赖化石能源的“量”，现在更多的是“质”的问题，应该考虑怎么不做加法而是去做减法。

　　2.近期有关碳中和基金的风险投资成为热点。投融资模式在发展低碳零碳领域同样也是适用的，李婷特别强调了投资对象应用场景的重要性，利用鸟粪变化肥和地沟油变航空燃油的生动案例介绍了投资风口的形成过程。投资者们需要考虑不同阶段下的技术成熟度，可以关注全链条的广谱投资模式。

　　3.李婷认为实现低碳经济，关键在于实现GDP 增长和碳排放的脱钩，这与每个人的消费行为都息息相关。消费者的“注意力”可以通过市场形成反馈，转变为引导低碳产品发展的有利信号，反推实现经济转型。

　　4.李婷指出，由于获得的支持一直没有到位，发展中国家在减碳行动上面临的发展困境加剧，这也是气候变化大会上的根本矛盾之一。过去20年来，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领导者作用，3次提出国家气候目标，且在行动上胜过了目标。今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她希望看到更多的自下而上的个人、企业和市场力量，而不仅仅是关注政府。

　　凤凰大参考：李老师您好，欢迎做客凤凰网《凤凰大参考》。我们的采访主要就“共建可持续未来”的零碳方案进行讨论，第一部分是关于投融资模式创新怎样推动产业发展，包括能源结构转型。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借助不同的投资模式和科技成果，来推动能源结构的变革？

　　李婷：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此次论坛。我们作为主办方之一，看到今天有很多嘉宾和参会者都提出了很好的观点，受益匪浅。刚才提到的两个问题，在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双碳目标以及实现零碳转型方面都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说要实现双碳目标，产业是一定要转型的。因为气候变化带来的是一场根本性的变革，它影响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根本性的变化，走传统之路肯定是不行的。无论是产业，还是我们的衣食住行，如果循规蹈矩，距离我们想要达到的深度减排，甚至是零碳的目标，可能就相距较远。我们现在都在见证着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阶段，我们的产业、经济增长和日常生活都是从完全依赖化石能源朝着以产业的转型、以技术创新来驱动。

　　中国过去十多年来的低碳发展，所取得的每一步成就都建立在创新之上，建立在突破之上。所以说，我们正面临一个以创新驱动的根本性变革的关键历史时期。

　　我们所追求的是发展得更好、更快、更大规模。因为我们不仅仅有经济增长的目标，同时还面临更多的全球环境目标。也就是说，相比之前的“量”，我们现在更侧重于“质”。过去依赖化石能源是什么样的理念？是越多越好，多了以后价格就下来了，这是量的概念。现在我们依靠新的技术和创新来驱动，更多的是质的问题。

　　新一代的低碳技术投融资可能更关注的是怎么让以前不能用的能源成为可用能源？通过什么样的技术手段能使得它可用，并且能够大规模地用好它？过去高碳的技术和生产场景，现在怎么提高效率和降低排放？过去找不到应用场景的事物如何找到新的应用场景？从纯粹减碳的这个角度，我们怎么样不做加法而是去做减法？

　　举个应用场景的例子，过去大家都很嫌弃地沟油，觉得它是流回市场的劣质油；但实际现在地沟油是很抢手的，因为它可以通过回收、冶炼加工成为航空燃油。因为航空业基本上是不太可能通过电动化来实现长距离航运的，包括海上海运。对此，生物质燃油是比较可行的替代方案，而目前我们用的生物质燃油都是从地沟油提取的，同时还有二代、三代的技术从秸秆等其他的原料提取。这些所谓的废物废料在过去都不是资源，但现在有了新的应用场景。

　　同样，炼钢业因为需要高温和高密度能量导致纯电气化没有办法实现。这时候，绿氢就被认为是替代能源。只要有了应用场景，而且能够规模化，成本就能降下来。而绿色溢价成本可能是限制很多技术从孵化走向市场化的巨大中间障碍。合适的应用场景以及不断的规模化，能够最终促使清洁能源投资不断增长，实现越来越大的规模。

　　凤凰大参考：结合您的行业经验，接下来想请您具体谈一谈低碳零碳领域中的投融资模式，目前我国在该领域的投融资现状是什么样的？

　　李婷：狭义的“投融资”，就是投新的技术、新产品、新项目，并且认定这些投资是能够带来回报的。有一位投资人曾经说过，“投资都是在找什么？找新赛道，找有潜力的赛道，找风口”。那么风口在哪里呢？“风口就是当技术使得以前不能够用的资源变成了资源，这时候风口就形成了。”一个比较的有名的例子，太平洋的岛国瑙鲁有很多的鸟粪，鸟粪在过去是没有什么市场价值的，更谈不上投资。但因为鸟粪中含有丰富的磷，在七八十年代发现它可以用来作为化肥后，鸟粪一下子就值钱了，于是就形成了那一轮的风口。这个概念在低碳零碳领域也是适用的。

　　但现在资金的缺口还是很大的，同时也不是所有清洁技术都已经到位了。例如，中国要实现2060年的碳中和目标，从累积排放以及减排的需要来看，现在三分之二以上的技术还是不到位的，说明未来的技术创新突破以及相关投资还需要再接再厉。

　　不过，其实中国是常年引领清洁能源投资的，过去十几年一直是全球第一。2014年以来，我国科技部分四批颁布了低碳技术目录。在新一轮中，我们将以科技进步、技术进步来推动双碳目标实现；在2025 年，我们要在关键领域实现关键技术突破，比如交通，城市建设；在 2030 年，要在其他重大关键领域实现突破性进展，比如高性能光伏电池、运氢技术、储能技术等。可以看出，国家是有一整套规划的，投资力度也很到位。

　　另外，最近有很多碳中和基金的设立，风险投资很受追捧。但2015年以前的10年，全球在清洁技术上的投资并不是很成功。为什么呢？因为能源领域的投资要求规模大，一个生物质工厂往往基本性投资就在 1.5 亿美金以上，回报周期又非常长，而且隔行如隔山，懂投资的人不太懂能源，懂能源的人又不太熟悉投资规律。从风投的角度考虑，我们机构本身也希望在促进清洁能源、清洁技术投资方面，做出一些平台性的、辅助性的、交流性的，甚至促进性的工作，使政策、措施、市场、行业以及资金形成一个良性互动。

　　凤凰大参考：您提到之前一段时间，对清洁技术的投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那目前的情况怎么样？您对投资者有什么建议？

　　李婷：我国宣布碳中和目标之后，目前大家都很关注能源赛道，尤其是碳中和赛道。随着很多基金的加入，其实也有很多成功的投资，包括储能方面、氢能方面。因为能源技术的光谱是非常宽的，覆盖面非常广。但不同的技术成熟度肯定是不一样的。大家应该关注到，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周期以及不同成熟度的技术，他们面临的资金需求、投资需求以及扩展需求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关注一些已经比较成熟的技术，它的规模化对于产业的转型是非常关键的。相比之下，它跟突破性技术所依赖的市场条件、投资条件以及该产业的市场环境是有所不同的。从清洁技术投资领域，我们觉得可以关注一个全链条的广谱的投资模式。

　　凤凰大参考：您在谈话中特别提到了日常生活，我们接下来想请您谈谈普通人可以用哪些方式来参与碳减排，去推动生活化实践呢？

　　李婷：作为一个普通人，也是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们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在这次论坛，我们机构跟凤凰卫视一起发起了“零碳未来人”的倡议，实际上就是在关注个人消费。目前为止，生活水平越高，碳排放越高，两者之间还是没有脱钩的。低碳经济是什么？低碳经济就是实现GDP 增长和碳排放的脱钩。

　　我们可不可以做到生活越来越美好，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但是碳排放量不再增长、不断下降，甚至做到脱钩？在低碳个人消费领域，“注意力经济”同样适用。如果你关注了、注意了、呼吁了、要求了，就会对低碳经济走向产生巨大影响，尽管是一些举手之劳或者举足之劳的个人行为。

　　经济越发展，社会越发展，个人消费和个人行为模式的转变对于碳排放、减碳的影响就会越来越突出。据统计，其实有半数以上的碳排放量来自于我们的日常消费以及相关产品，每个人和碳排放量都是相关的。我个人来讲，消费行为的转变对于碳排放的推力会越来越强。我们的每一个消费行为都会通过市场形成反馈，如果有利的信号更明确、规模更大，它就会引导市场，推动低碳产品变得越来越多。不过，另一些个人消费可能没那么容易能做得到，比如出行坐飞机能不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帮助航空业减排？目前来看好像还没有这个选项，这也是为什么我发起了“零碳未来人”的倡议。

　　我们相信，我们的下一代会成为零碳消费的主力军，成为低碳发展、低碳产业转型和低碳生活的巨大推动力。

　　凤凰大参考：在采访最后一部分，我们来谈谈即将召开的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您认为减碳行动在国际合作层面还面临哪些挑战？我们应该怎么去协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利益诉求？

　　李婷：其实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不同利益诉求，在每次缔约国大会上都可以说是主要矛盾。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南南合作的重要一端，在大会中总是处于关键的弥合位置，但承受的压力也比较大。历年来，我觉得中国做到了这一点，既承担起责任义务，也承担起压力，担任促进者、倡导者、贡献者，甚至是领导者的角色。并且在过去的 20 年，领导者的角色也越来越凸显。一方面，中国是最大的碳排放国，我们要以实际行动减碳，要提出一些具有雄心的目标。这方面我觉得中国也做到了，我们已经连续三次提出了国家气候目标，并且在行动实际上胜过了目标。另一方面，发展要求和碳约束的矛盾也给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压力。

　　无论经济发达与否，各国实际上都面临着非常大的利益矛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责任问题和公平问题，而且公平问题是越来越突出的。

　　▎2019年11月4日，美国正式启动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进程，是唯一一个要退出这项协议的国家，但在2021年2月19日又宣布重新加入

　　从我的观察来讲，中国政府不光是在代表自己在说话，更多的还是代表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把他们的利益和我们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不只为自己发声，还想考虑到从公平和发展的角度为更多的国家去呼吁、去主张。我们的规模、实践速度、行动力度以及对广大南方国家提供的资金支持，都非常有益于弥合发展中的鸿沟。

　　我也听到今天上午有嘉宾讲到，“现在发展的鸿沟实际上不是缩减了，而是扩大了”，有一些措施和立场会使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遭受更大的影响。对于非洲这样的欠发达国家，发展会受到各方面的限制，他们首先要有钱、有能力、有设施去适应气候问题，才能提高韧性。但实际上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一直没有到位，资金缺口很大。所以，发展中国家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时面临的发展困境其实是加剧了，这也是大会上最根本的一些矛盾。

　　李婷：今年大会的一个关注点就是，我们要对各国的国家自主贡献进行全面盘点，讨论一下距离气候目标所需要实现的减排量到底差距在哪。力度问题一直是气候谈判当中的一个核心，每个缔约方都会根据自己的发展状况以及国家的长期战略，做一个决策。

　　但我更加认同，行动比目标更重要。更要关注的是务实的行动，推广一些已经涌现出来的低碳技术，为它的快速规模化提供条件，而不要去制造人为障碍，包括对它的应用和市场化。如果要关注行动，可能不仅仅是关注政府的承诺或者目标，可能要关注所有的利益相关方。比如，企业其实是行动的一个主角，而且其实跨国企业也好，我们的央企国企也好，行动力度都是非常大的，都有自己的目标，而且行动速度都非常快。这是一股不可忽视的自下而上的力量。我看到了市场的力量、企业的力量和我们每个人的力量，这给予了我更多的信心，而不只是关注政府可能会怎么谈，或者能够取得所谓的什么的“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