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长征：红军为何败而不溃

　　湘江战役结束后，红军陷入全军覆没的危险之中，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对“左”的错误领导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他们挺身而出，挽救红军、挽救革命，利用中央二局侦察出的敌情，帮助红军败而不溃，绝处逢生。

　　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扶持下进入中央政治局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开始占据统治地位，毛泽东受到排斥打击，被撤销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刚刚把持中共中央大权的博古(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和负责人)既不懂军事，又不熟悉中国社会实情，听任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的指挥。邹毕兆回忆：“实际上任由李德指挥一切，最后错误指挥让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根据地，突围长征。”

　　第五次反“围剿”刚刚开始时，蒋介石嫡系部队使用的密码全部为“自编本”，很多密码由四位数提升为五位数。在苏区缺粮、无盐、少药的生存条件下，执行繁重侦察作战任务的曹祥仁、邹毕兆接连病倒。

　　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节节败退，破译国民党军密电的形势和军事形势成负相关。掌握军事大权的李德不善运用情报指挥战斗，“破译三杰”制造的这个大“玻璃杯”再怎么透明也无用。

　　1934年5月，为筹划战略转移事宜，中央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政治上由博古负责，军事上由李德负责，周恩来负责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邹毕兆将“李德不会用二局破译的情报”这件事形容为“玉变为石”。

　　“毛主席讲：叫花子和龙王比宝，弱方虽有可靠的情报，也是打不了大胜仗的。在第五次反‘围剿’时，虽然二局提供了最正确的情报，但红军还是打不好仗，我们也很着急。”邹毕兆说：“无论正确路线，还是‘左’倾路线，都极其重视二局的情报，问题在于如何利用情报指挥战斗。在第一次反‘围剿’以前，红军并没有无线电技术侦察。第二、三次反‘围剿’时，红军仅从敌人无线电通讯中，侦听敌军位置。但是这几次反6围剿，都胜利了。自从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以后，红军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红军有了充分、准确的敌方军事情报，不一定能打胜仗。打胜仗，要有正确的战略思想、灵活的战争指挥、毛主席‘诱敌深入’‘打运动战’‘歼灭战’等一系列的战争指导原则。第五次反‘围剿’时，红军打不破蒋介石的‘围剿’，这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必然造成的恶果。”

　　1934年4月27日，广昌战役失败，中央苏区危在旦夕。6月25日，共产国际复电表示同意中央苏区战略转移。

　　7月下旬，二局破译国民党军密电，获悉红16军军长孔荷宠于7月25日叛变投敌。国民党军密电说：“孔荷宠只身向我36军周浑元部投诚。周军长宽容优待，次日已派员将该匪解送至南昌行营。”二局侦察发现孔荷宠随身带着标出沙洲坝党、政、军首脑机关的分布图，蒋介石已经“在南昌接见了孔荷宠，并决定派大批飞机到瑞金轰炸中央主要领导人驻地。总部二局侦悉蒋介石上述计划后，中央机关连夜组织紧急撤离原驻地”。

　　8月初，孔荷宠亲手将地图作为晋见礼送至蒋介石手上，蒋介石高兴地称他为“红军瓦解的先声”“赤匪之楷模”，并将分布图转交国民党空军，即刻对红军阵地进行轰炸。在国民党飞机狂轰滥炸瑞金沙洲坝时，中央机关已安全撤离。

　　9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制订部署了新一轮大规模的“围剿”计划，准备对中央红军进行“最后一击”，这就是“铁桶计划”。军委二局破译了蒋介石的这一情报。李德回忆：“我们从破译的电报中获悉，蒋介石指示把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的日期提前了大约一个月。9月末，蒋介石的主力部队行动起来了。我们出色的侦察工作帮助中央领导及时对计划作出修改。”

　　与此同时，深得蒋介石信任的赣北第四区行政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参加了庐山会议。他反对蒋介石独裁，立即把蒋介石“铁桶计划”的信息交给了中共地下党员。

　　1934年10月6日傍晚，红军开始长征。中央机关、政府各部门共组建了两个纵队：军委第一纵队（亦称军委纵队，代号“红星纵队”）和军委第二纵队（亦称中央纵队，代号为“红章纵队”）。

　　邹毕兆和中央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副局长钱壮飞）无线余人被编入了“红星纵队”第一梯队（梯队长彭雪枫）。他们携带侦察电台6部、技术人员30多人和警卫分队、运输队、炊事班，跟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从瑞金梅坑出发，开始了漫漫长征路。

　　为了保障长途行军中情报供应不间断，红军总司令部在长征出发前制定方案：侦收人员分为两个梯队，交替前进，轮班工作。侦收员李行律回忆：“我们每天要比部队早几个小时出发，晚上也必须通宵工作，每天只有三四个小时睡眠。过度疲劳导致部分同志在疾病和死亡中挣扎。”

　　长征开始时，红军随时都在运动之中。蒋介石通过无线电报对国民党军下达追击红军的命令，而且中央红军长途行军，需要用电台密切联系。此时，红军的密电破译空前活跃。

　　让人震撼的是，破译成功率达百分之百。“破译三杰”在长征中，一路攻克180多种国民党军密码，为中央军委领导提供了准确、快捷的国民党军情报，成为中央领导人的决策依据，让红军真正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邹毕兆回忆：“福建事变前，红军就与国民党19路军建立了电台联系。福建人民政府倒台后，陈济棠(粤系军阀代表，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又与红军建立了电台联系。这两处来往的密码电报，不经中央机要科，直接由二局译报，由我负责。”中共中央和陈济棠多次通过密电来往，促进了双方停战协定订立。粤军还向红军提供食盐、布匹。红军经过粤军防区时，粤军只朝天打枪。

　　1934年10月5日，中央又派出粤赣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中央特科二科科长潘汉年与粤军达成五条秘密协议: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尤其是互相借道这一协议，为后来长征的红军较为顺利地通过国民党军第一、二道封锁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4年10月下旬，红军向西南突围，从江西南康、大余岭的边缘地区进入广东边界。陈济棠执行了协定，装模作样地派出部队堵截，沿途筑碉挖壕，架设机枪，如临大敌，暗地里却秘密通知各高级将领，谓共产党只借路西行，保证不侵入广东境内，互不侵犯，做到“敌不向我射击不得开枪，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同时，陈济棠还运送1200箱步枪子弹给红军。这样，红军在陈济棠的“明打暗和”下，在10月20日顺利通过了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日，中央军委下达了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命令。陈济棠再一次执行了秘密协议，没有堵截红军。

　　蒋介石曾发电报指责陈济棠不堵截红军的行为，措词极为严厉：“平时请饷、请械备至，一旦有事，则拥兵自重。此次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贻我国民革命以千秋万世莫大之污点，着即集兵力27个团，位于蓝山、嘉平、临武之间堵截，以赎前愆。否则本委员长执法以绳。”

　　10月25日，二局行军途中破译了蒋介石在南昌行营致各部密电：查红军“此次南犯系全力他窜？抑然折回老巢？或在赣南另图挣扎？刻下尚难断定”。吃过红军多次亏的蒋介石，仍然未能判明红军线日，二局破译国民党军密电，发现蒋介石已逐渐判明红军向西转移的战略意图，开始紧急布防，层层堵截。但是，何键(湖南军阀，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部队还在分散“清剿”，中央军远在赣西。红军继续抓紧时间前进。

　　11月4日，红军顺利通过第二道封锁线日，红军通过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红军行军速度虽然缓慢，但有惊无险地行进了1000余里。

　　1934年11月上旬，红军全部通过广东乐昌县九峰山，蒋介石终于明白红军大规模移动不是战术机动，而是战略大转移。

　　11月12日，蒋介石任何键为“追剿”总司令，将中央军嫡系薛岳、周浑元所部“统归指挥”。何键立即发表就职通电，对蒋介石感激涕零，而且“誓当益矢有我无匪之决心，穷匪所至不歼不止”，炮制出《剿匪军追剿总司令部追剿计划》，部署了五路“追剿”军。邹毕兆回忆：中革军委二局在湘南行军中探悉蒋介石已调集5路大军共20个师正在湘江沿线月中旬，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主力已在全州、兴安、灌阳一线严密布防。为了调动国民党军让出湘江一段防线，红军以一部出嘉禾、蓝山，向湘桂边界的永明县佯动，威胁桂林。桂军保家心切，主力撤离江防。11月22日，蒋介石致电李宗仁、白崇禧，要求广西军集结主力于灌阳以北各关口，以配合湖南的何键部以及南京的周浑元、薛岳部，企图在湘江以东(即第四道封锁线)消灭红军，并许诺给桂军开拔费100万元，所用弹药实报实销。实际上蒋介石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他采纳了政学系杨永泰“一举除三害”的建议，先压迫红军分别进入广西的东部和广东的西南部，然后蒋军乘机跟进，这样既可消灭红军，又可同时解决桂系和粤系。

　　蒋介石企图利用湘江战役来削弱桂系兵力的阴谋被李宗仁、白崇禧一眼识破，白崇禧明确表示：“我们没那么蠢。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更甚，这计划是他最理想的计划。管他呢，有匪有我，无匪无我，我为什么要为他造机会？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有发展的机会。”根据白崇禧的说辞，桂系认为防蒋比防共更为重要，因此“对红军只宜侧击、追击，不宜堵击”。